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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伙伴告别了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一个王朝建都的西安，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骊山北麓，在秦始皇陵东侧三里的西杨村卸下了行装，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颇为漫长的秦俑发掘工作。……新的、美好的事物，对一个陌生的人来说总是好奇的、迫切的。如同战士进入战场，一切全都抛于脑后。而投入新工作的急切感，使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连露水珠儿都带着泥土的清香。一栋茅屋、一座帐篷、一杯泥腥未退的淡水，勾住了我们的心，成了我们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新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走进省考古研究所大院屈鸿钧先生的家时，迎接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艰难的老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那个青春勃发、豪情满怀的时代一去不返，岁月的流逝、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垂垂老矣，再也没有昔日的激情与神采了。
望着他因患眼疾而双目近乎失明的病体，我不忍心将那件不快的事情提出来，去唤起他痛苦的记忆，给他多病的身体再加一层冰霜。但当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时，他还是将那件事情毫不掩饰地提了出来。这让我深感不安的同时，也更清晰地感悟到他内心的疾痛与苦衷。
“事实上将军俑头丢失与我有啥关系？这个库房以前是柴忠言拿钥匙，柴调走后交给王玉清，后来王玉清退休又把钥匙转给我。将军俑头案发后，一些无耻的文人秀才们跟着瞎起哄，有家杂志登载的文中说我是保管员。我这个保管员是怎么来的？是会上决定的还是上级任命的？
“我拿着钥匙，一没给贼娃子提供线索，二没给贼娃子开门。可有人却造谣说我和贼娃子监守并盗，引狼入室，这是哪家的逻辑？我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在许多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中，我一个人用筛子筛出金豆、金泡之类的珠宝都如数上交。如果我有盗窃文物之心，就说没筛出来，或者筛出三个金豆我说两个，你又怎么去证实？人怎得凭良心说话和办事。
“有的领导说，给你老汉个处分，没有啥。既然没有啥，怎么不给你自己记一个？有些同志胡研究、胡决定，说钥匙你拿着，记个处分也不为重。
我拿着钥匙就有罪？要是你拿着钥匙外出，你家中的钱财被贼娃子破锁而盗，还要给你治罪？
“现在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去为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四处奔走呼号，争取平反昭雪。你说有罪就有罪，你说没罪就没罪。现在看电视，哪个朝代还没有几个屈死鬼。你再翻腾，是上级大，还是你大？任他们去吧，反正我感到自己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长了……”握别的时候，屈鸿钧先生站在门口，左手扶住门框歉意他说：“我的眼睛看不清路，我不能远送你了。”我点点头，默默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当就要跨出那个狭窄的小院时，猛回头，见他依然立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我。满首的白发、如柴的身体、迟钝的目光……无不作着风烛残年的警示，我感到在这一切的背后潜藏着一个可怕的征兆。
我再次迈开步子向外走去，一阵凉风吹过，竟有两颗温热的泪珠从脸上滑落下来。
蚂蚁的故事
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和“纪委”两个牌子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以极度的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这种小心谨慎以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露自己的姓名。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重新作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工作人员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 号”文件递给我。
由于他们事先向我作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 年11 月8 日亲自将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四、……
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国家珍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会丢失的。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受个处分的处理并不过分。在案发后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责任承担了下来并归到文物局并作内部处理，他们才免干刑事责任。现在领导有些后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临走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曾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要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陷入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之中而不能自拔，别想再以清静的心态去搞你的事情了……”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作出对与错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一些作家出神入画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倘有过分的热情或过火的举动，都可能酿成不堪设想的恶果。前车之鉴，尤在眼前，我自记之慎之。
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事实上已陷入如同秦俑坑的焚烧一样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问题的本身如同我的采访，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时难以找到新的路子去冲破这个圈子从而摆脱困惑。这种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答案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困惑，一直在我的身心缠绕，直到我返回北京后的若干时日都未能摆脱。
在极度的困惑与痛苦中，我把将军俑头案发生的经过以及对王学理等人的处理情况向同室一位正在文坛走红的作家李鸣生阖盘讲出，希祈得到他的帮助。
“我想在作品中再现这个案子以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只是不知从什么角度写起，如何写起？”他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沉思了足有半个小时，突然抬起头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不管讲什么，只要能给我一点启示就算没白费时间。”我点头应允。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不大的蚂蚁，这种蚂蚁深感自己弱小的个体无法和其它强壮的动物争食觅先，便组织起来，在森林里排开数十米的阵线向前推进。于是，奇迹出现了，森林中无数巨蟒在他们的攻击中最后只残存一幅骨架，威震山野丛林的虎豹也呈望蚁而逃之势。小小的蚂蚁几乎成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一天，当蚂蚁大队人马开到一个高坡时，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风的席卷中向他们扑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瞬间将有化为灰烬的可能。就在这危急时刻，排开的蚂蚁大军迅速向中间云集，最后抱成一个巨大的圆团向山下滚动。烈焰升腾，烟雾弥漫，滚动的蚁团在大火的的烤中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外围的蚂蚁纷纷坠入火中化为灰烬。但蚁团没有散开，仍旧越抱越紧、越滚越快地向坡下冲去……最后，巨大的蚁团终于摆脱了大火的包围，避免了整体的覆灭。这支大军又排开数十米的阵线纵横于丛林之中……”李鸣生讲完这个故事，静静地望着我，很是自信他说：“将军俑头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层的原因和悲剧性结局都可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揭示的钥匙和答案。”我一时没有完全感悟这个故事与将军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