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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 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 个年头，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 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 年，也已相隔了8 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 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索绕我记忆深处的那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
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