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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 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 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 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