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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
1983 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他怆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摸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们的命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来——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其他诸君的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和愁怆的、无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鼎弦先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甚优的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