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认识时，分歧就更加显见。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已经做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也提出非议。③
除了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以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少意见分歧。
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则显得十分重要。七千人大会上和大会结束的初期，他显然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要造成一种大家在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气氛。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虽然不再直接插手经济工作，但决不像有些文章所描述的，正当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夜以继日的辛劳调整时，毛泽东则悠闲自得，遍览全国的名山大川，做了一回徐霞客。④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各项调整工作的进展，一些调整取得的重大成果与他的倡导是很难分开的。
问题是，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国开始向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模式迈进，这似乎超越了毛泽东既定的认识。于是，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他采取了行动，把党内关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的新举措，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刚刚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使得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中国政治、经济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不仅停滞下来，而且受到了批评。
首先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一件事，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将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虽然并不是十分踏实，派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继续调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但毛泽东显然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农民才会富裕。我们是共产党，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从实践上说，发展农业生产，靠单干是不行的。南斯拉夫搞了单干，他们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相反陷入了困难。苏联农业失败的原因，与农业集体化没有关系，主要是投资少，包括化肥、机械、交通运输。波兰也在强调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15年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国外的情况是这样，在中国呢，没有搞单干的地方也有好的。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从单干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泽东于是问：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如果解散集体农庄那就搞成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了。此外，据陶铸、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的调查，农村真正想搞包产到户的人也就占百分之十几，根本不是全体农民的要求。结果，现在就顶不住了，刮起了“单干风”。毛泽东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这股风越到上面越大。
对于提倡、宽容以至支持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那些同志，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被困难吓倒了，是在困难形势面前，对社会主义动摇的表现。他进而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提倡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风”，认为是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如何看待形势问题上，还在1961年9月，毛泽东就曾提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①七千人大会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显然也是根据毛泽东的看法与认识来判断的。但随后“西楼会议”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时，毛泽东的认识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反复。1962年4月9日，他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承认：“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②大概是受到毛泽东的认同，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更加强调了当时的形势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形势。但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之间，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是有距离的。事实上，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是心存疑虑的。5月初，他走出北京到各省视察，一路对形势问题进行调查，但所了解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湖南，他所信任的华国锋对湖南的夏季收成表示悲观。在华东，他出席了中共华东局会议，向来比较乐观的华东地区，这一次预测夏季收成时也有些低调。
但同时得到的另外两个信息，使毛泽东重又回到了以往的看法。一个信息是从军队系统了解的。5月上旬，毛泽东向杨得志、许世友了解夏季作物长势时，他们说他们部队所在的地方还比较好。③另一个信息是6月上旬，毛泽东再同军队的一些同志谈到国内形势时，这些同志认为形势并没有那么困难，并表示对中央总是强调形势很困难有意见。毛泽东当场便说，你们是中央委员可以提意见嘛。④这一语道破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显然，他对一些人大讲困难心有戚戚焉。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4）
但毛泽东懂得，形势困难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有现实情况才能检验。不久，他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这年6月末7月初，南方一些省区夏粮收获以后，结果大大好于原来的预期。比如他所经过的江西、湖南、河南、河北、山东，都比预测的要好。尤其是山东，在5月华东局会议时，认为小麦不行，很是悲观。为了核实山东的小麦产量，毛泽东特意改变了原来的行车路线。本来，他走京广线时都是按郑州…邯郸…石家庄一直北上回京，这一次尽管田家英从北京来电话表示有急事向他汇报，但他还是从邯郸绕道济南，其目的，就是要亲自了解一下山东的小麦收成情况。结果，原来愁眉苦脸的山东同志，这一次眉飞色舞、欢天喜地地告诉他，小麦行了，原来预计只能收29亿斤，结果收了42亿斤。毛泽东大喜。毛泽东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喜悦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田家英、陈云先后向他提出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便让刘少奇找山东的谭启龙、江西的刘俊秀、河南的刘建勋了解农村形势。他想决策是从分析形势中产生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需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所以，毛泽东要让刘少奇等先认清形势再说。在毛泽东看来，农业集体化大有希望，前途是一片光明。毛泽东因此批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刮“黑暗风”。
同样，在对外工作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是比较温和的。大会之后，从毛泽东接受越南等国建议，愿意通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