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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谈起请孙夫人北上的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想得更为妥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当此重任。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周恩来总是把工作放在头等位置。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毛泽东说道。
“请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办事向来缜密、周到。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宋庆龄终于道出了迟迟没有去北平的一个深层原因。
此时，她不禁想起了1925年的北平。这年1月30日，病中的孙中山还对她说：“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元危险。”但是，不到两个月，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为此，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北平，是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与她诀别之地。北平的那个噩梦从此总是缠绕着她。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
下这个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曾经令她悲痛欲绝的伤心之地北平。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