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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余则多被湮灭。
南宋时期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宗、净土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朝复兴佛教，因此有不少佛塔的兴建。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儒家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而实际欧阳修的诗作中时有禅机），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
辽代时期
辽代耶律王朝佛教发展强盛，辽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传佛教；辽太宗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对佛教特加保护。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为现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辽代寺庙，北京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始建。辽代最受推崇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再次为净土宗以及律宗、唯识宗、俱舍宗等，而民间则流行信仰祈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
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在佛塔和佛寺上体现出来。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
西夏时期
西夏王朝，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元昊曾于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谅祚母后）建承天寺。此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其余各寺亦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寺庙）。此外，该朝代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
金代时期
金代是指于政和元年（即公元1115年），由女真族在东北及后来华北所建立的完颜政权。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已有佛教信仰，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其所受佛教影响亦深，禅宗盛行，净土宗与华严宗也比较流行。金代帝室崇拜和支持佛教，金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每年设会、饭僧，后于山西应州建净土寺。金代帝王对佛教都采取了有节制的扶持政策，使金代佛教保持兴盛。
金代在经书刊刻上有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于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余三者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金藏》是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的稀世孤本，为无价之宝。
蒙、元
蒙元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传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朝
至明代，禅净双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虽然将禅宗的修行方法引入净土宗，以禅宗的心态修行净土，但是仍然是以净土为依归，与禅宗特重智慧开悟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令慧昙（1304—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在他的职位之下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宗教职位，以实施对佛教教团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国寺院分为“禅”、“讲”、“教”三大类，要求寺院僧众专注于其专业，并且设定各类僧侣的服色，限制寺田的买卖。当中“禅”是指禅宗。“讲”指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则是指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
道衍（1335—1418）曾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明成祖即位后，奖赏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此后，成祖开始偏袒佛教，并且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自编写《神僧传》。他对西藏喇嘛教非常重视。1403年，邀请哈立麻到京师，颁发“大宝法王”称号，又给西藏宗喀巴“大慈法王”称号，并且担任国师。永乐年间，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朱元璋与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而往往摇摆不定。明初叶，曾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但严加管制剃度方面，规定了发牒的数量与时间，出家的年龄和考试的准则。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为了筹募经费而开始贩卖度牒，直到明末，导致僧尼剧增，寺院林立。根据《大明会典》的统计，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数达到10万，二十二年则已经倍增。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发展则甚少。
清朝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设立了僧录司，所有宗教官员都经礼部考试轮选，最后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和明代无异。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内外私下建造或拆毁寺庙与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许官员发出度牒。后来更针对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为私度僧尼人数太多，累计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多达34万余张，而无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给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时，全国僧尼大约高达80万人。
清朝官方最初接触到的是喇嘛教，并且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当时西藏的第五世喇嘛罗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关系，并受册封。清朝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为此设立驻藏大臣，并且制定了《钦定章程》共二十九条，让所有西藏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
汉传佛教方面，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木陈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