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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位，成为第二祖。但索南孜摩继任法位不久，便将法位即萨迦寺主持职位，让给弟弟札巴坚赞，自己集中精力，专心修习佛法。他主要在前藏的桑浦寺研习佛教显密教法。因而索南孜摩博通显密，尤以注重密宗修炼和严守戒律而誉满当时藏传佛教界；同时，他还娴熟藏族文化五明学，即声明学、工巧明学、医方明学、因明学和内明学，为推动藏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萨迦派第三祖是扎巴坚赞（１１４７——１２１６年），他继任兄长索南孜摩法位，成为萨迦派的第三祖。札巴坚赞幼年，跟随父亲贡噶宁布学法至十二岁。他在十一岁时讲说《喜金刚》等密法，震惊周围人士，曾在睡梦中修习三续经函，由此不学而自通三续。特别对于道果法产生很深的感情。此外，札巴坚赞从绛胜达瓦坚赞处受梵行优婆塞戒，从此不食酒肉，成为一名严守戒律的高僧。据史料记载，札巴坚赞十三岁多就担任萨迦寺寺主，为该寺的不断发展壮大尽自己的职责，他主持建造了萨迦旧寺大殿屋顶的佛殿，用金汁写大藏经甘珠尔部。总之，札巴坚赞将广大信徒布施的全部财物用于建造佛像、佛殿和佛塔或分发给贫困农牧民，因而当他担任萨迦寺寺主达五十七年后去世时，只留下一个坐垫，一套袈裟，别无它物，表现了一个清规戒律僧具有的高尚品德。
萨迦派第四祖是贡噶坚赞（１１８０——１２５１年），他是贡噶宁布最小的儿子柏钦沃波的长子，从小跟随叔叔札巴坚赞学佛习法，打下良好的佛学知识。比如，贡噶坚赞幼年时，在叔叔札巴坚赞座前受了优婆塞戒，同时广泛学习佛教文化。贡噶坚赞于１２０４年在他二十三岁那年，从克什米尔大师释迦室利处受了比丘戒，并学习法称的《量释论》等七因明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等经论，还学习了工艺学、星象学、声律学、医学、修辞学、诗歌、歌舞等印藏文化。因此，贡噶坚赞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成为一名既娴熟因明学、医药学、工艺学、声律学和佛学（包括般若、中观学、戒律学、俱舍论等显宗经典以及行、事、瑜伽和无上瑜伽密宗四续部），又精通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当时藏族地区贯通此十个学科（一般称十明学）的学者，则称班智达。萨迦贡噶坚赞就获得这一称号，即萨迦班智达，从而成为第一位享誉整个藏族地区的大学者。
贡噶坚赞获得萨迦智达这一大学者称号后，印度南方的绰切噶瓦等六名外道学者，慕名前来西藏同萨迦贡噶坚赞辩论，他们当时在芒域吉仲的圣瓦第桑布寺附近的一个集市辩经十三天，最后六位印度学者败北，他们便削发出家为僧，承认自己的失败。从此萨迦班智达的名声在藏族地区更加响亮。
萨迦班智达作为一名大学者，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佛学著作和文化论著。诸如《三律仪论》、《正理藏论》、《贤哲入门》、《乐器的论典》、《修辞学》、《声明学》、《萨迦格言》等佛学和文化经典著作。其中《三律仪论》是萨迦班智达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判定当时佛教界存在的各种佛学观点的是非曲直，阐述自己对佛教的理解或见解，此书一直是萨迦派僧人必读的书籍之一；其次《正理藏论》是萨迦班智达以陈那的《集量论》和法称的以《量释论》为主的七部因明经典作为重要依据，并运用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思维体系，撰写成的一部全新的因明学著作，在藏传佛教因明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另外《萨迦格言》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格言集，其内容主要反映社会伦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藏族地区流传范围很广，深受藏族人民的欢迎。
萨迦班智达不仅是一名博通佛学的大德，而且是一位促成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萨迦班智达在藏族地区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时的元朝统治阶级看中，便成为西藏与元朝中央之间建立统一关系的关键性人物。１２４６年，萨迦班智达应元室阔端大汗之邀请到达凉州，并同阔端大汗共同商定西藏归顺元朝中央的条件，以此奠定了元朝对西藏进行行政管理的基础。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向西藏各个地方势力写信，劝说他们接受条件归顺元朝。最后萨迦班智达不负重托，圆满完成西藏归顺元朝的重任，但他没能返回萨迦寺，于１２５１年在凉州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可以说，萨迦班智达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最美好的事业。经过萨迦班智达的努力，西藏以和平的方式归顺元朝中央。萨迦班智达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萨迦派第五祖是八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年）。八思巴本名叫洛哲坚赞。他是萨迦班智达的弟弟索南坚赞的儿子，因而萨迦班智达是他的伯父。八思巴从小聪慧好学，八岁时能向人们讲经，加上伯父萨迦班班智达的良好教育，后来除了在政治上成为一名显赫的人物外，也是一位精通各种宗教知识的高僧。正如《西藏王臣记》记载：“幼而颖悟，长博闻思，学富五明，淹贯三藏”。八思巴十岁左右就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与蒙古汗王谈判，幼年时期就开始接触政治，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八思巴十七岁时，被临终的萨迦班智达任命为自己的法位继承人，即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开始担任萨迦寺主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从此八思巴逐步成为既是萨迦派的教主又可代表西藏地方势力的显赫人物，因而他对西藏地方乃至元朝中央政权起过重大作用。１２５３年，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薛禅汗，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献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１２５５年，八思巴回藏从康区迎请那塘堪钦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庄严的仪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当时蒙古汗王对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别的宗教，还能够比较公平地对待。所以，佛教与道教之间常发生辩论事件。为了解决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并判定两派优劣，１２５８年在上都的宫殿隆重举行了佛道辩论会，两派各参加十七人，佛教方以时年二十三岁的八思巴为首组成。其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少许道观也随之改造成佛教寺院。１２６０年，忽必烈继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１２６５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对萨迦寺进行了修缮，如新造佛像、灵塔，以及用金汁书写大量大藏经中的甘珠尔部。同时分别拜克什米尔班智达希达塔噶大巴札、罗沃译师喜饶仁钦、纳塘堪钦青南喀札第二十多位大师为师，研习修教因明学、显宗理论和密宗修持等佛教教理仪轨，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五明学等知识。八思巴此次回藏居留三年，其间还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蒙古新字是八思巴依照藏文３０个字母创制的由４１个字母构成的一种新文字，其语音拼读均按蒙语，后来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献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极为高兴，并于１２６８年下诏，凡是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种新文字。１２７０年，八思巴第二次向忽必烈授予密宗灌顶。由于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深得元朝皇帝器重。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并更赐玉印。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１２７６年，八思巴从大都抵达萨迦寺，此次八思巴返藏，由太子真金护送，在途中专为真金著述并讲授了《彰所知论》，此经有汉译本，收录在大藏经中。１２７７年，八思巴在后藏的曲弥仁摩地方（纳塘寺附近），举行聚集七万僧众的盛大法会，史称“曲弥法会”。１２８０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拉章英年早逝，享年４６岁。八思巴在萨迦寺圆寂后，忽必烈又赐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