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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愉快消息》。他给魏特林的信上说：“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仇恨他的压迫者，就像同样那些压迫者也没有任何理由蔑视他们的奴隶一样。他们应该大家一起诅咒和粉碎这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置于这样一种错误的、非人性的关系中。他们大家都有过失，但大家又都是无辜的，要看人们怎样来看它”。他劝魏特林写一本“小册子”，以《富人的声辩》为题，它的内容按照下列的提纲：“对于新时代从中产生的那个灾难的描叙，财神的神庙将被拆毁，黄金的偶像将被投入大海，……财神的传教士的血是不是能少流些，因为他们是无辜的，……先把危难和地狱描写得非常吓人，然后来保卫贫苦的受难人——在这件事上还没有人效法过你的榜样。”总而言之，要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把你的填满着仁爱的心像江河一样倾泻出来”。关于贝克尔论他自己，可以参看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27页；他给魏特林的信，见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118—120页。
魏特林具有一种鲜明的阶级意识。他对于那些要在政治生活、报刊言论和在协会里对工人阶级作监护人的知识分子予以充分的鄙视。但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任何行动都保持一种行会性的窄隘的疑忌心，并且特别是没有理解到一种科学理论对于工人阶级的必要性。这以后特别表现在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上，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落入了一种反动的宗派主义。
特别突出的是他完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但是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和这个哲学的关系。他不过是通过米哈依尔·巴枯宁和莫泽斯·赫斯大略知道黑格尔的哲学，而他们也根本不能算是这方面的教师。但是主要是这种哲学在劳动者协会内部青年德意志派里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姿态和他对立，后者的反无产阶级的性质，他是看透了的。①他正确地讥讽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绝对的批判”，意识里的革命化，所有这些将不会触动现存秩序的一根毫毛，相反他举出人民群众的行动来和它对立。他知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象这样一种认识，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这是他没有能力达到的。在他缺乏那些先决的条件，他不能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在他对于科学理论的蔑视中，最后他又回过头来去抓住圣经，企图用圣经来作共产主义的根据。
①魏特林：《贫苦罪人们的福音》，1846年第二版，“前言”。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页。
在他失去目标和绝望迷乱状态中，在他不顾事实情况而要求迅速推动社会发展的愿望中，魏特林陷入了最荒谬的冥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已经有了这些思想的萌芽。当魏特林说到统治阶级可能的抵抗的时候，他写道：“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这里他是指的所谓“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它的作用我们到现在还“望而生畏”，①并且最后他说，“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下文他说到未来的革命，“……最后一次的风暴！如果在这次风暴中我们失败了，那就让我们采取我们的最后手段！”②这里他是暗示他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③又重新提起的那个看法，就是：为了更快地消除现存的状况，人们可以组织一个由“二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的军队，他们“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它们里面的东西象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总之，把财产贬低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它再也抬不起头来”④。虽然这需要加以说明，出于什么原因他才有了这样一种想法，要公开宣传一种普遍的窃盗行为，但是这种理论是显然反动的。在他的绝望迷乱之中，在这里他说出了流氓无产阶级的情绪。虽然贝克尔、艾韦贝克以及其他人立即对此采取了反对态度，但是效果很少，因为无论贝克尔，他是有宗教偏向的，或是艾韦贝克，当时正是卡贝的热忱信徒，都不可能给魏特林指出一个实际的出路，并使他信服这种看法的危害性。
①本书第270页。
②本书第280页。
③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里，魏特林使耶稣对有产者们这样说：“……不要高声叫嚷，如果穷人偷了你，因为如果他不需要，如果他的辛苦的劳动能保证他的必需，他将不会来偷你”。“因此”，他写道，“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去处罚窃贼……”，并且从那些比别人有更多东西的人那里，我们可以去拿走他的东西，“因为今天我们还不是生活在基督教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战争和个人利益的社会里”。此外，“如果你们这些贫苦的罪人在试着打扫和清除神庙的时候，手指头上粘着了几个从兑换商打翻了的案桌上滚下来的钱币，并且他们因此把你们抓到他们的法院里去算账说理，那末你们就把这本福音拿给他们看”。见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年伯尔尼版，第129—130页及第Ⅱ页。
④巴尼科尔、贝克尔合著：《宗教的和无神论的早期社会主义史》，1929年基尔版，第68页。又参看约·卡·布伦奇里：《瑞士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8年苏黎世版，第90—117页。
魏特林在1843年9月第一审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他提起上诉，苏黎世高等法院在11月里把判决的刑期加重到十个月。并且在判决书上又加判从瑞士驱逐出境五年。魏特林在羁押期间所已经耽虑的事现在到来了：他被引渡给普鲁士。他的朋友们所计划的，并且当然也是他所盼望期待的援救释放，没有成功。1844年5月21日夜他被捆缚着解赴瑞士边境并移交给德国政府。经过在马格德堡六个星期的备受折磨的停留之后，普鲁士警察以如果再潜回马格德堡即处二年徒刑为威胁，把他解往赫尔姆斯特德。从那里他又被立即解回，因为普鲁士政府认为马格德堡市长的建议可行，给他配备上护照和旅费遣送到美洲去，以便永远把他摆脱掉①。8月18日他到达汉堡，8月27日到达伦敦。普鲁士驻汉堡领事给他订好了一只直接开往美洲的船，但是魏特林拒绝了，“于是不得不”如同该领事所报告的，“放弃了使这个人永远离开欧洲的最好的机会”②。千方百计要把他撵到国外去，这表明了他的活动所发射到德国的光芒是如何强烈，也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他是如何的害怕。
①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232页）说：魏特林在马格德堡曾被迫服军役，但因为体力不合格不久即被除名。魏特林自己的说法和其他的说法都不能证实这一点。
②E·巴尼科尔：《被囚的魏特林及其〈法庭〉一书》，1929年基尔版，第204页。
在魏特林居留在汉堡的时候，认识了出版商和书商尤利乌斯·康培，把他羁押中的诗稿卖给康培①。这些诗于1844年以《狱中诗》为题出版。关于这些诗的价值，他自己很明白。他在序言里请读者不要过于苛求，原谅他只是为了卖钱才把它发表的。那是二十三首诗，反映了他对于统治阶级司法的愤怒和憎恨，以及对于他所遭受的失败的悲痛和失望，许多诗的内容关系到他后来所写的关于语言、认识论和天文学问题的著作，关于这些著作的计划，在羁押期间已经开始了。此外魏特林宣布要写一部关于他作为囚犯的生活情况的详尽的作品。
①魏特林也曾在康培那里遇到过海涅。海涅在他的《自白》里描述了这次会见。参看本书第15页注③。
在伦敦的一次德国、英国和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大聚会上，他以“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和天才的领袖”的身分受到热诚的欢迎②并且在以后的期间为“正义者同盟”所支持。但是再没有达成有成效的合作。他企图说服同盟的领导人信奉他的见解，但是不久就遭到他们的反对而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