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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个手段，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
如果尽管有一切合理的理由，而那些政府也不采取措施来改善人数最多的最穷困的阶级的处境，相反，如果混乱不断地继续增长，那末一切凡是在宣传启发之外还有一点胆量勇气的人，就必须停止再去反对这种混乱，相反，他们应该设法把它推到最高峰。从而使贫苦人民在那增长的混乱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快乐，就象士兵在战争中得到了一种快乐一样，而那些被压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到的不便就象富人们在战争中所感到的不便一样。
如果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总不能不感觉；那时候被他们所保卫的那个混乱我们就不去保卫它了；那时候那迄今几乎是由我们单独承担的这个混乱的恶果，就必须由他们一起来分担了。那时候，总而言之，他们那个混乱的制度对于他们将糟糕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它对于他们将比那漫漫无期的奴隶制对于我们来说还更可厌些。
当我们必须应用这第二个手段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说服启发，再去建立系统和提出各种改善的建议了，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说我们要什么，而是只要把凡是我们所不要的一切，都用这个办法去对付它。
但是只要有可能应用这个手段，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一无是处；因为如果这个组织对一切人都是好的，这个手段也就起不了作用了。
此外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
以一种过于漫长的秩序去进行过渡，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如果人们手上有了力量，就必须一下子把蛇的头打烂，也就是说不是要在敌人中造成流血屠杀或是劫夺他们的自由，而是要把他们用来危害我们的手段夺取过来。
如果人们在过渡时期不去削弱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影响，如果人们还保障他们的一部分自私利益，人们就给了贫穷的、受苦的人民一个道义上的坏榜样，并且如果那样一个人还剩下些什么贫乏的、远不足够的手段可以用来减低人民的困苦呢，这种困苦即使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消除的，因为它已经侵蚀的太深了。甚至用最激进的改革的方法，人们也不能一开始就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然的欲望并因而把残余的物资都完全消费净尽，而是必须对残余的物资厉行这样的节约，使它在短时期内能成倍地增加起来，然后人们才能增加享受和减少劳动；甚至劳动时间在最初两年内也不能立即减少到每日六小时，因为那时候迫切地需要开垦一切荒地，建造为生产和产品的交换所必需的铁路，运河以及工厂、机器。此外在这个时期内很可能战争还要占去大量强壮的人手。因此如果说用最激进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最初两年内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或是大量增加他们的享受，那末如果除此而外还要去保障那些被击败了的富人和有势力者的特权，那就会不成话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强迫那些习惯于淫乐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去劳动和放弃财产，而是必须通过他们的财富的逐渐消损而使他们不必有剧烈的冲击而一步步地习惯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自然的享受。
在推翻了现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内的牺牲变得轻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须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组织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须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组织的基础。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劳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轻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军队之用，那末领导者就必须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约，那末这种节约的榜样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缓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们就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现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经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暂时性的毒药，已经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不要说，人类对这件事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们让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说：“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涂的人也不会糊涂到拒绝送上门来的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话。
反对个人的战争或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让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财产的战争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须我们来干。
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
一旦风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讲论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而是必须象闪电一样地迅速行动，必须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一击连着一击打下去。
并且那时候，也就不容许还四处去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再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
并且决不容许和敌人停战，决不容许和敌人进行谈判，不容许信任敌人的任何诺言。一旦他们发动了战争，就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理性的野兽，野兽是没有懂人话的能力的。
这些，也就是在一种全民性的运动时期里的行动纲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人们又会想要把我们利用为一些革命的工具，以便借我们的力来更换统治我们的人。
但是每一个在一开始就宣告以实现我们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将以一种和迄今一切革命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将不会去和大炮厮杀，那是敌人的最强大的所在，也不会试图通过对于个别的暴君的暗杀来达到目的。这是既靠不住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对付敌人的手段。如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锁并想要结果它，就不应该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财产作战。这是我们的敌人的最软弱的一面。
假如和预料的相反，那些当权有势的人为了破坏我们的原则的实现，要把我们拘束在一种监狱式的共有共享组织里，假如他们想要把劳动和享受的联合组织为他们自己以及富人的利益服务，就象他们在营业自由上曾经利用过并且还在利用的那样，那末我们的哲学家们就必须放出那最可怕的烧夷弹，后者那时候是唯一能够破坏敌人的计划并使它失效的办法。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伦理；一种伦理，它把人民永远要吃亏的街垒战变成为持久的游击战，后者将拆穿和粉碎富人在穷人身上的一切投机，并且是军队、宪兵、警察的力量所不能制止的；一种伦理，它将给我们带来整个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后者的合作我们直到现在还望而生畏；一种伦理，它使我们的敌人除去我们的原则而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救命圈；一种伦理，它必将带来个人利益的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但是这种伦理只有在拥挤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陷于无边的穷困的、完全绝望的群众之中才能作有效的宣传。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是发出了一个新战术的信号，对于这种战术我们的敌人现在，并且永远都是无法抵御的。
如果人们要把我们压到这种弹簧上，那末我们就有义务让它跳起来，纵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