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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这个力量，可以以一种对你们和我们都适合的方式消除社会的罪恶。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我们的粗暴力量单独来担负起这个工作，那它就将会是对于我们和你们都是艰难而且痛苦地来完成的。
现在，请你们考虑和选择吧！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魏特林著 孙则明译
附录 第三版的序言①
①整个的序言反映了魏特林在工人运动和政治形势已经超过了他而向前发展的形势下所表现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只是通过他、随着他而开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常常通过对过去历史的不正确估价来过于抬高他自己的功绩，相反地，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人的功绩则说成无关紧要的，或把他们的意见说成根本错误或有害的。
在长年的原则斗争中，我们取得了种种不同的、既有痛苦的、也有令人欣慰满意的经验。现在，一方面看一看我们所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再看一看我们所要达到的理想，有时就不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能坚持到底吗？你能永不丧失为达到这样的奋斗目标所时时刻刻绝对必需的勇气、耐性和牺牲精神吗？
坚持到底是一件艰难的事。环顾一下你们周围的战友吧。其中有多少人对于前途发生了动摇！有多少人在第一次战役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把继续的战斗任务留给了具有高尚的情感和修养的、但还没有经过那种心灵折磨的考验的人，这种折磨恰恰是在我们认为可以找到安慰和骄傲的地方，最迫切地在等待着我们。
现在且让我们从这幅无可慰借的图景中摆脱出来，回顾一下若干年前当这种原则斗争刚开始时的情景。当时我们会估计到我们的原则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广泛的传播吗？无论我们或是我们的敌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样，当初我们只不过是如此期望而已。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又如何能期望这样一些呢？例如：土地和劳动的共有共享制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时即便在有政治头脑的人里面对此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德国著作中关于这种思想恐怕还更为模糊。这种思想模糊的状态在有政治头脑的劳动者①中引起了对于所谓“学者”们的一种类乎憎恶忿恨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如下来描述：他们太高傲，他们对于穷人和劳动者没有感情；他们是养尊处优长大起来的，当一个特权者是他们的前途和希望，他们不会利用政治为穷人谋利益。所以他们根本不要平等和财产的共有共享制。我在德国周游很久，由于内心的热忱，我曾试图说服别人赞同我当时还不成熟的关于平等的看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无论是在口头上或文字上暗示过平等的可能性或必要性的任何东西。欧文、傅立叶、巴贝夫这些人，甚至1838年在巴黎这样的地方，在人民群众之中还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要说他们所努力争取的原则了②。
①魏特林这句话主要是指他本人。
②就巴黎而言，这里说得是过于夸张了的。关于巴贝夫密谋起义的回忆，1828年以前曾出版过邦纳罗蒂的书，而且此后还一直流传着。关于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活动，参看本书导言部分。只是欧文的学说在法国确是在卡贝宣传后才渐为人所知的。
劳动者彼此之间很少谈论现实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阴暗面，人们最喜欢谈的是猥亵的故事。涉及政治性的谈论，不外是袒护普鲁士人反对萨克逊人、士瓦本人、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是反过来，袒护这些人而反对普鲁士人。至于宗教的谈论，都是简单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天主教好些，还是基督新教或其他什么教更好些，相互之间有时还发生嘲讽和殴斗，无非是为了他们的教士的信仰而争吵。不信宗教和不讲国家主义的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就是坏人，受到众人的厌恶。商店伙计自己觉得地位比金匠高，金匠又觉得比理发匠高，理发匠又觉得比木匠高，木匠又自以为比裁缝和鞋匠高些，而他们又都看不起那些论天做短工的人；但是一个仆役往往为了他打上的红领结而感到自傲，当他和劳动者接触的时候，自以为他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者最爱蹬的地方是小旅馆，这些小旅馆里大都充满了劣等啤酒和烧酒以及污秽和破陋的不规矩的招待设备散发出来的恶臭。贪婪的店主焦急地等待着干杯，好一招手又给斟上，为了使店主满意，人们在这里不断地用那劣等烧酒和啤酒烧灌自己。人们在痛饮并且夸耀自己的酒量，在店主面前显示他是一个酒徒，以便容易在他那里赊账和找事做。还有最残忍的赌博，在这粘人的小旅馆里把这些人日夜的捆在那肮脏的台子旁边，在酒气冲天的恶臭里，在紧张激动的面孔上，描绘出了赌棍的一切狂态和罪行纪录。咳！咳！我一想到那曾经亲身目睹的情形就不由得战栗。关于劳动者教育协会、劳动者歌唱协会，人们当时还一无所知。①这一行和那一行、这一业和那一业彼此分离。当时学校算是比较干净的地方，——瑞士除外——至少比其他国家都好些，但是学徒生活和小旅馆却败坏了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品德。亲爱的朋友们！这对于那些天资并不弱的但是贫穷的劳动者是一个怎样的悲惨的时代！你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好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改善，我们只有感谢为了争取实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自由原则的那些人所表现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忠忱和坚毅。
①这些协会的最初的组织，在法国和瑞士到三十年代时就解体了。例如，1834年在瑞士许多德国协会就已经被解散，它的很多会员被驱逐出境。当然当初并不总是工人占多数。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惨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圬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们，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们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和辩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们不象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们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惯于独立自主，使他们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问的空谈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约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论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①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塔。②
①在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的数目，并不象魏特林所说的那样少。在七月革命之后，在这里立即成立了一个德国新闻协会，对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报纸给予经济上的支援。随着汉巴赫集会（汉巴赫在德国南部。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共和党人在这里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并建立共和政体，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竟以完全废止出版、集会自由加以报复。这次集会称为“汉巴赫集会”——中译本编者）而来的反动，迫使许多德国人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巴黎。1832年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从这里产生出1834年的“流亡者同盟”。雅科布·费奈迭出版了这个同盟的期刊《流亡者》。不久，特奥多·舒斯特和费奈迭发生分歧；在他领导下1836年起组成了“正义者同盟”。
②橄榄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哥尔各塔在耶路撒冷附近，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中译本编者
当时还没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共产主义，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说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