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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都基本饱了，杜月笙说：
“今夜叫你们来，有桩事情要交待。国军撤走后，租界四周全是日本人的势力。日本瘪三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走后，这一个摊子，就交给你们四个。”
“那我们……”杨渔里要说话，却被杜月笙摇手制止．杜月笙接着说：
“除了你们原来掌管的以外，文得要代墨林写信和发电报，国栋代张翼枢把上海的报告、电报暂时通过电报局内部，想法子发出去。渔空，你专门发帐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
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留在上海的社会名流的补助费，以免他们因经济上困难而受日本人利诱，去当汉奸。
“你们四个，要胆大心细。恒社社员转入地下，有事会同你们联系。我家里人，拜托你们照顾……”
“怎么，先生一个人走？”
杜月笙点点头，说；“我是去抗日，不是逃难，还家属做啥？”
“那他们的安全……”黄国栋有些慌。
“我想不会有什么的，但要是日本人真下毒手，我在这也没办法。我们总不能去做卖国的汉奸吧？”
壁上的大自鸣钟，当当当地响了十万。杜月笙接过佣人递来的热毛巾，擦过手脸后，昂然出门。四个心腹要送行，杜月笙摇手阻止。他坐汽车从华格臬路到十八层楼四太太姚玉兰处，让别人知道他和平时一样，今晚仍然在最得宠的夫人那里过夜。
车到十八层楼门口嘎吱一声刹住，他钻出汽车进了大楼门厅。早已等着的随从马镇兴迎了上来，扶着他，两人并不上楼，而走向后门。后门口停着另一辆车子，车上已有秘书翁住青和王幼棠、司机汤二宝三个等着。杜月笙和马镇兴一上车，碰上车门后，车子随即起动，直驰法租界和祥码头。
码头上一片漆黑，江水拍打着浮动泊船，发出闷声闷气的哗哗声，在夜空中震响。远处有几点昏暗的灯光，迷迷糊糊地映出法国邮船“阿拉美斯”号庞大的身影。天上寒星闪烁，江上秋风扑面。此时，杜月笙心里大有“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气概。
杜月笙由马镇兴和汤二宝搀扶着走过跳板，登上了甲板，再进大餐间一看，噎，厅内灯火辉煌，宋永文、胡全江、钱新之、徐新六几个，正围在一张桌子边搓麻将，一见杜月笙到来，都起身招呼相迎。不一会儿，代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亦珊娜而来。
海关大钟响了十二下，汽笛长鸣，“阿拉美斯”号起锚开航了。
旧中国教父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四章
1937年11月26日夜，杜月笙逃出上海来到香港后，担任了两项职务，一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一是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忠义救国军那边，就全交由戴笠和徒弟们干去了。
这第九区，原定范围为粤、桂、闽三省，其实还包括一个“孤岛”——上海租界。
在香港呆了一年后，笑开先从重庆来到香港，交代了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艳电”（艳是29目的代日韵目），公开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声明，主张谈和。而后，汪精卫便秘密到了上海，于是，他的党徒，如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马宗武等人也分头溜出了“大后方”，汇集到上海，纷纷下水。
汪精卫到上海后，日本人就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与汪合作，准备举行“青岛会议”，商谈合作条件。
中国人做事，一向讲究论资排辈，当汉奸也不例外。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的傀儡头头王揖唐、梁鸿志等奴才，是老牌的卖国贼，时人奉送一个响亮而又文雅的称号——“前汉”，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一伙，做汉奸的资格还嫩着，不及前者牌子老与货色正宗，就被人称作“后汉”。
可是，“后汉”后来居上，更加受日本主子青眯。“一月青岛会议”，就是日本特务总部——上海机关一手策划的。
如果“前汉”与“后汉”们握手言欢，汪精卫组成伪政府，就要在南京粉墨登场，这会给蒋介石一个怎样的难堪，怎样的打击啊；蒋介石就要在这出汉奸戏开锣之前，拆掉戏台，如果不能如愿，起码也得抽出它的几根台柱子。
这桩“拆台”的戏，除了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外，还需由杜月签的手下们去完成。
卯年1月2五日，汪精卫由周佛海、梅思平、暗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以及梅机关头目影佐恢昭陪同，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
在这期间，北平“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汪时浪、殷同、齐燮元、王前泰等，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任援道、高冠吾，以及“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李守信，在伪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陪同下，也先后到了青岛。
这几天的青岛，可谓群奸聚集，宪兵林立。“76号”的特务们，在李士群、傅胜兰的率领下，布满了车站、码头、商店、市场、戏园、茶馆、饭庄，充塞着大街小巷，连叫卖烘山芋的人，也陡然增加了一倍。
在青岛的街头巷尾，往往随一声胶东腔的吆喝声之后，便有一股特有的焦香随之而来，那焦香来自一辆手推车。这种车酷似上海街头常见的“黄鱼”拖车，但它小巧玲现。车上安着一具长约两尺半、宽约一尺半的铁皮烘柜。柜子底下生火。柜子的侧边伸出一条“胳膊”，那是烟囱。烘柜里布满光滑的峻山鹅卵石，被底下的炉火烧得滚烫滚烫的，只要把一批山芋埋入峻山石子中间，然后盖严柜盖，抽支烟工夫，那山芋烘熟后的焦香便从盖缝里溢出来，钻入你的鼻孔，引得人们直咽口水，想买一颗尝尝。
这一年的一月份，干这营生的突然成倍增加，除了胶东味浓的哈喝声之外，又夹入了其他腔调的叫卖声。有的干脆一声不响，两只眼睛在狗皮帽下边溜来溜去，让山芋在烤柜里烤焦、变成灰。这种人便是“76号”的小特务。在“76号”特务们严密地监视下，军统的人无法打入，只得望岛兴叹！
在三面环海，陵谷相错、林木茂密的太平山环山子路上，一辆辆急驶的乌亮卧车，直奔一幢造型别致的纯白色别墅。别墅门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端枪守卫，这是华北日本海军司令野村中将特别关照的。汪精卫的车子一到，别墅的银灰色铁门呼啦一声打开，让车子驶了进去，在鹅卵石小道中滑行地拐了几个弯。在一幢楼前停下，便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然后倾着四十五度身子，毕恭毕敬地站立一旁，让汪精卫跨下车来，并轻声地用日语说：
“司令在等您哪！”
“啊，兆铭先生，欢迎，欢迎！”野村中将张开双臂，抖了两抖，跑下花岗石的台阶，马靴后跟在硬石上碰得嘎嘎响。
汪精卫忙趋上前，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而后诚煌诚恐地握住野村递过来的手，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幸会，幸会！”
“请！”野村一摆手。
汪精卫侧着身子，进了客厅门。他一抬头，王克敏、梁鸿志等“前汉”们以及一些日本顾问，正在沙发上坐着喝咖啡，似乎专等“后汉”们的到来。
汪精卫棋着手，向众人致歉：
“兆铭来迟，请各位多多恕罪！”
“快请，快清！”厅里的人全站起来，有的点头，有的打躬作揖。寒暄、上咖啡、敬烟之后，“前、后汉”开始了第一轮会谈，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在回住处的路上，李立群与汪精卫同车，让傅胜兰坐在副司机座上，监视路边动静，自己与汪缩在后座，窃窃私语。后边跟着林之江率领的卫士车。
车一开动．李立群就向汪精卫报告刚才收到的电讯：陶希圣、高宗武反叛。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是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之一。高宗武原是汪精卫内阁的外交部条约司司长，“七·七”事变后，几次秘密去东京，奉蒋、汪之命与日方商谈过“和平”条件。陶、高两人是汪记、低调俱乐部”（他们称主张积极抗日为唱高调）健将，汪逃出重庆，转道河内来上海后，他们俩随即到上海投敌，落水当了汉奸。
蒋介石得知日寇导演“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