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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因为“9·11”事件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以后，也会对各国，包括我们中国以及俄罗斯世界上很多国家产生一个连锁性的反应，产生一系列的互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今天的世界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共识，就是恐怖主义是一个公害，恐怖主义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国家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有的时候是致命性的打击，比方说它今天袭击的是世贸大楼，是五角大楼，明天它也可能袭击核电站，后天可能袭击你的水坝，后天可能是通过下水、上水或者通过其他的，涉及千万人的生活的这种方式，所以美国前国防部长说过，像这么两公斤大小的一袋特殊的病菌，就能把整个几十万人的城市毁灭，就是用细菌炸弹。所以恐怖主义今天已经危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通过“9·11”事件人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确要花大气力，采取重大的措施，调动全球的资源来加以对付。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话好像是老生常谈，或者说很容易理解的道理，其实在“9·11”以前，虽然恐怖主义问题也经常提到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在联合国大会、也在各国外交中间提到，但是如果大家，特别是我想在座国际关系研究的同学、老师们一定会注意到，过去它只是把全球性问题列了很长的名单中间的一个，比方说水资源问题呀，难民问题呀，环保问题呀，走私问题呀，毒品问题呀，债务问题呀，一长串的链条中间叫做全球性危机或者全球性问题中的一环、一列、一个，而没有突出出来。可是这次“9·11”事件我觉得确实让不仅是美国人有了切肤之痛，让全世界都感到，哇，恐怖主义是如此可怕，恐怖主义是如此的猖獗或者是这么难以防范，比起其他的问题，比起原先我们所理解的差不多的那样一些危机、那些问题来说，它所造成的迫力、压力，当务之急要紧迫得多、要严峻得多。
我觉得“9·11”以后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它建筑了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反恐的联盟，并且在各国的议事日程上面，尤其是军事战略家、政治家强烈激起的新的议事日程上，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因为这个占据主要的位置以后呢，它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比方说就美国而言，美国说，我的新的外交就要以反恐来定位，凡是赞成我反恐的我可以视为我的朋友、我的盟友，凡是不赞成我反恐的我视为我的敌人，甚至是下一步的打击对象。这个话不要看着说起来很简单，被称为“鲍威尔主义”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对美国自身，对全世界各国都会意味着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想这个问题我不展开说，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传媒跟报道来发现，最近一段时期，各国的外交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重大调整。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比方说上海召开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务上面，本来我们主要议程是讨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贸易投资等等，但是为了呼应全球的反恐，这样一个推力、这样的压力，也专门进行了反恐的议程、讨论，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欧洲、在美洲、在非洲，在各个地区都有类似的结果，那么，我觉得这是对国际关系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安全的议事日程的轻重缓急出现了变化，那么势必对未来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一个深远的后果，比方说，将来各国的军队，它的军队的设置、军队资源的配置，各种信息、情报、各种机构的这样一种安排都会出现很多很深刻的调整，包括对敌人，什么是我们的敌人呢，敌人在哪些地方发起攻击，它可能以往就是把敌人作为一个确切的一个国家用长程武器攻击，用航母这样的舰队去防范或者打击，它可能在未来就会出现很多新的变化。那么我想这是第二点我想说的，它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就是导致安全日程的变化，导致一系列各国的安全战略的后果。
第三点，我觉得可能就我个人而言更感兴趣，因为我是研究国际政治的，这是美国人自己在反思一个我认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恰如在越战以后他们开始思索的一样，就是越战为什么打败了，那么在这种反恐怖中间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些人不要命来攻击我们，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多么多高楼、那么多安全总部，为什么独独选了美国人？以色列人也在问，为什么以色列特别容易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呢？那么，我们要消除这个阴影，遏制这个恐怖主义蔓延的势头，不仅要治标，不仅要在军事上面去打击、去消除这些毒瘤，更重要的是把这个土壤，那个气侯，产生它的条件，你得根除掉。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些比较有思想的美国人，包括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人士，一些研究机构开始讨论，如何调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何在解决旧有的一些国际冲突、一些热点问题上面有些新的思路和安排，我觉得这一点是“9·11”以后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整个国际格局产生一个最为深远的影响。比方说最简单，像中东问题，大家可能注意到本·拉丹他是非常狡猾的，可以说他是狡猾的战略家，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我什么时候不攻击美国？只有一个条件满足我，可以不攻击美国。当我听的时候我特想听他说什么，一般人可能想，你不轰炸阿富汗，或者不打死我本·拉丹，或者保护我的基地，不是，他这话都不说，而且都没有提，他提的什么？他说，什么时候美国人撤出了沙特阿拉伯，撤出了整个阿拉伯领土，特别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占领军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穆斯林兄弟，我们的阿拉伯国家，不再被外国的邪恶的势力占领的时候，我可以不袭击美国，你不要看他，他是很狡猾，他用这个话来招徕、来鼓动一些国家、一些民众，特别是对美国、对西方在以色列、在中东和平问题上面持有这种反感，这种厌恶的人的这样一种叫同情也好，叫认可也好。
反过来看，美国人当然也看到这点了，所以原先以色列是很高兴的，就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后，他觉得，好了，借此机会我们可以不仅铲除本·拉丹，铲除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而且可以使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的攻击以色列的恐怖主义，他们叫恐怖主义集团的势力可以一锅端掉。可是现在它发现，它很着急，或者它觉得有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现在态度有一些重要的变化，美国人说以色列你最好保持一个克制态度，最好从你原先占领的阿拉伯的一部分领土上，特别是巴勒斯坦一部分领土上撤军，尤其是这次美国人第一次提出，过去是巴勒斯坦人梦寐以求提出的要求，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或者很少愿意承认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同意在这块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它不是说，我们美国人突然对你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人同情了，不是的，美国人他心里想得很清楚，我，美国人为了使美国不再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需要铲除本·拉丹，需要扫除基地组织，而为了扫除基地组织，扫除本·拉丹，我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同情、协助，包括信息方面，包括资源方面，包括人力方面，那么为了得到他们支持的话，我就不能再有过去那样偏袒性的政策，就是对以色列包庇，对巴勒斯坦人拉得很远的距离，这种变化其实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我觉得这个方面不光有策略上的考虑，只要恐怖主义对美国的阴影，这个达莫克里斯舰一日不消除，美国这样一个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