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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状况的确如其所说，后来我下决心改变了环境，这个梦大约有近一年不再出现，我窃喜不已，以为从此不再受噩梦之苦。哪料到2000年末又频频出现那样的梦境，令我十分沮丧。这次，我基本上相信，梦之所示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此时我的境地，几乎比前些年的状况更糟。
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面对地质学家岛的那片属于我的海滩上沉思，向海里扔了好多的小石块，到手臂泛酸的时候，我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2001年元旦清晨，我拿着一个已经破了的搪瓷碗，对邵滨鸿说，我要把这饭碗砸了！她听懂了，劝我别急，说一切等回国再说。
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9日到达圣地亚哥。当晚，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驻智利办事处，我召集了人文学者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基本结束。大家随后作了比较充分的交流，临睡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心情松弛，驱车经阳光公路直奔黑岛，参观了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故居。这是一个按自己的心性在生活的诗人，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心仪的生活境界，用几十年的时间，营造了一座少年时代就勾画在心中的船形房屋，然后结束外交官生涯，远离繁华，在最靠近大海的那间屋子住下，静静地生活着，把玩着他几十年间收集的各种工艺品、各种〃玩具〃。他的墓地，也在房屋前的海边，就是死后，他仍旧看潮涨潮落，听激浪拍岸，望帆樯飞扬……他的生活选择，让我从心底里羡慕。
从黑岛回到市区后，友人带我们去了著名的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让我们在那儿尽情选购。那座市场有点像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转晕了头。我们一伙一会儿就走散了，然后又东一个西一个地遇见，每次遇见手里都多了些东西。临走时，我看中了一件黑色的木刻，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捧着一只乞讨的碗，不知怎么的，他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没有一丝犹豫就买下来了。
晚饭后，大家说着一天参观与采购的感受。唐老鸭说，他看中了一个木刻老人，价没谈妥，放弃了，现在想起来特别特别后悔。我让他到我屋子去，看看是不是他想买的那个。他过来一看，叫道：啊！就是这个！捧在手中就舍不得放下。我看他实在喜欢，就决定送给他，但他总说不能夺人所爱。我着急了，说你喜欢就拿去，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他说，要不就转卖给他？因为他明天要提前回国，而我们还有机会再去一趟市场。我看他认真，便收下了他的钱。他喜滋滋地抱着木刻老人回屋去了，边走边说：我有饭碗了，我有饭碗了！
第二天临别时，唐老鸭说，阿正，你要是今天没买上，回国后我就还给你——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们的饭碗呢，我可不能抢了你的饭碗！
唐老鸭和周、葛两位教授走后，我们去了总统府，看了三军仪仗队的精彩表演，然后参观了智利大学、五七广场、教堂、博物馆、史前艺术馆，晚上参加了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举办的烧烤宴。
第三天，我拉着刘弘，专门抽了时间去草房子工艺品市场，转了半天，终于找到那家店，可是却没有开门——惟独这一家没开！刘弘说：你看，你把饭碗给了唐老鸭了，你自己现在没了——连要饭的碗也没了！
我说，就是没了，我也认了，唐老鸭是我带来南极的，他要是丢了饭碗，我能安心吗？先保住他吧！我顶不济回乡下种地，也能混口饭吃！
在阿根廷、巴黎逗留几天后，我们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当晚我就听到唐老鸭可能丢了工作的传闻，忙打电话问唐老鸭。唐老鸭说，他也听说了，但没人正式告诉他。
后来，唐老鸭有惊无险，仍在吃皇粮。我却因失去了与一些人共事的信心与耐心，在妻子出院的当天——2001年3月5日将辞职报告传真了回去。我辞去的不仅是职务，而且是公职。
我的〃饭碗〃，就这样没了。
2003年5月28日17时，唐老鸭在电话中说，那尊木刻，被亚述同志（他儿子）玩打了几次，有点裂了。
他觉得，饭碗里的东西少了。
上帝派来的人（1）
人生漫漫，需要很多人指点、帮助、提携。可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头脑里只有读书与工作。我天真地认为，勤奋和才能就是人生的通行证。走出校门以后，自己靠蛮劲儿一路打拼，虽没有倒毙、沉埋，却也颇不顺当。
后来知道，就算英雄也要有人帮衬，何况一介书生！
后来更是知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没人理解没人扶持就很难越过那道坎儿。
也许是上帝念我无知，也许是上帝觉得已给了我足够多的训示，上帝决定怜悯我了，于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引导我、帮助我的人。
伍杰先生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学者型官员。他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出版人。他担任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多年，带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书评家，我也忝列其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的弟子自居。1996年我一度想离开心爱的出版界，却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打消念头。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我还是离开了这个行当，这一次，他没有劝阻。我知道他的惋惜，而他也知道我尽力了。南极行动前，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南极行动后，他的关爱令我有勇气笑对困境。
刘杲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智者。这位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极具学者风范，他在报告中的观点常常被业界传诵。1995年，在他及一批老出版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九位〃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编辑每人出版了一部自选集，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他在我临去南极前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当我从南极返回、遭受不公时，他又引用南京鸡鸣寺的一副联来宽慰我：〃难免不尽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令我心中豁然开朗。
奔赴南极前，《福建日报》副总编辑郑卫华先生在中央党校为我设宴，上的酒是他专为我备的〃金门高粱〃。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他反复的叮嘱，还有那兄长般的目光。可惜的是，我从南极给他寄的邮品，却没能到达他的手中。截留那邮品的一定是个集邮爱好者，只是他不知道，他截留的其实是一份永不言谢的友情。1987年我刚开始学写评论不久，他就在报上为初出茅庐的我开辟了第一个专栏。可以说，我能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种作品，他早期的提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建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兄长，他的宽厚性格就像他那双又厚又暖的手，让人信赖而且平和。他是业内一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大家原本是叫他梁老师的，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叫他〃梁哥〃了。我来京发展时，梁哥为我举办了一次业界〃名记〃的欢迎酒会。临去南极前，梁哥又召集了一次饯行宴，并说起一段与〃布拉吉〃有关的故事，让大家在欢笑中忘却离愁别绪。
2000年12月29日，我在南极意外地接到了梁哥的电话。他说，他在上次为我饯行的地方，召集〃原班人马〃迎新年并〃缅怀〃阿正。他用了一句诗：〃遍插朱萸少一人〃，我立时就哽咽起来。梁哥赶紧换话题说，考考你，是不是能说出各位的名字。我便说了红娟、彤宇、晓梅、晓风、晓岚，还有三位出版界风云人物、〃下岗CEO〃阿黄、阿弘、阿东……话音未落，就听得话筒中传来一阵爆笑，我几乎能从万里之外看到他们笑出的泪。
于光远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学者。一是他总在发现问题，二是他总能说出真话。他的书影响了半个世纪来的上千万中国学子，至今，八十多岁的他还在写作中。
于老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在陪同他到厦门、漳州一带考察时，他一路上提的问题让很多人无法招架。84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后来他真的随身带着〃大哥大〃，记事用的是〃商务通〃，建立了个人网页，85岁生日这天又宣布换笔，学着用电脑写文章。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但也很固执，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1999年末我为策划组织《于光远全书》去拜访他，得到他的支持并立了项签了约。立项后我把项目移交他人，后来却出了问题。原机构推诿说是我没交接好项目，但于老和他的秘书胡冀燕大姐均有记录，是当他们的面交接的。后来于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