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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1）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在藩镇割据的基础上，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王朝。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阳。这是一个战乱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国，国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计艰难，洛阳经过唐末的混战，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后唐亡于后晋，石敬瑭把都城迁到了开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长在洛阳的赵匡胤，曾经有意把都城迁回这座留给他美好回忆的福地，但最终未能如愿。
宋朝，以洛阳为西京，曾对洛阳城廓、宫室、清渠多次修葺，仍保持五代时旧观，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六步〃。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之金人入主中原，尽焚宫阙，这座古城最后荡然无存。北宋时的国都已是开封，不过洛阳还是名园林立，有〃天下名园重洛阳〃和〃洛阳花木甲天下〃之称誉，名臣文士李格非游洛阳，还撰成《洛阳名园记》，可谓昙花一现。〃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东风容易别〃，当最后洛阳花事已了，与政治中心舞台从此作别时，也只能听任历史的牛车，驮着自己昔日的繁华，渐行渐远了。
洛阳到金、元、明、清四代已降为府城，规模缩小。金朝将洛阳定为中京，设金昌府，并置洛阳县，重建洛阳城。所建新城即现今老城前身，规模很小，百业凋零，经济萧条。公元1234年，蒙古族讨金灭宋，洛阳地处战争腹地，再遭劫难。公元1279年元朝改洛阳为府治及洛阳县，旧址在今洛阳老城内。公元1368年，明朝在洛阳置河南府。明王朝于公元1408年，把伊厉王封藩洛阳，嗣后凡5代7王国绝。公元1601年，明神宗（朱翊钧）把其第三子福恭王朱常询又封藩洛阳。洛阳作为明朝藩王的封地长达250年之久。清朝在洛阳置府治，设洛阳县。在明府王府的废墟上重建的洛阳知府衙门，曾作过光绪皇帝的行宫。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袁世凯在洛阳老城以西，集聚军队，筑屋营垒，组织练兵。在军阀混战中，吴佩孚在原练兵的地方修建西工营房。民国政府最初在洛阳设县署，1913年设道尹公署，1921年省长公署自开封迁移洛阳。1923年先后改为护国军使署及警备司令部。到〃九o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3月由南京迁都洛阳，并为蒋介石在龙门香山寺设了别墅，同年11月又迁回南京，从此洛阳成了徒有虚名的行都。〃七o七〃事变后，洛阳遭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府址化为灰烬，文物古迹多遭破坏……洛阳完成了其古都史上由盛到衰的大轮回。
一个人与一座城
最后，让我们再进入洛阳的历史细节部分，了解一个城市曾经的人文理想吧。
洛阳曾经是司马光的洛阳。这座城市见证和承载了一部巨著的问世。
这部巨著与这座城市的辉煌交相辉映，可谓光耀古今。
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有两位赫赫的司马氏，一位是以《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司马迁，另一位是以《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史书的司马光，而后者《资治通鉴》的成书地就在宋代洛阳的名园──〃独乐园〃。
那么，《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史学巨著，是因何形成于洛阳独乐园的呢？
司马光6岁时开始读书，曾以圆木为枕，圆木一滚动，便从睡中醒来，然后披衣挑灯，夜读不止，以至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而且，他还善于运用学过的知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就是他机智的体现。面对险情，年幼的司马光不走不号，果断砸缸救人，其智识、举动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段，因而〃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这也就无怪乎史称其7岁时即〃凛然如成人〃了！
司马光为人还非常诚实，家中卖马时，他特意嘱咐卖马人一定要讲清楚〃此马夏月有肺病〃，不要欺骗人家，弄得卖马人暗自笑他痴愚，以至这种痴愚后来还影响到他的仆人。《元城语录》云：园丁吕直游独乐园时得茶汤钱，每日与主人分之。一日又来纳，司马光道：〃此汝钱耳，可持去。〃园丁再三欲留，〃公怒〃，园丁只好持钱而去，且边走边回头道：〃只端明不爱钱者。〃后10余日，司马光见园中新建起一座井亭，询问后才知是园丁用所得十千茶汤钱所建。诚所谓有其主，则必有其仆矣！
第54节：洛阳：花事已灭 春秋已谢（12）
司马光的廉士之名，即使在当时也不仅限于在中原地区流传。文彦博留守北京时，遣间谍入辽侦事，见辽主大宴群臣，以伶人作戏侑酒，一伶做中原士人状，见物必攫取怀之，又一伶则从其后棒击盗者，盗者即惊问：〃是司马端明吗？〃这使得文彦博不禁慨叹：〃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
20岁即中进士的司马光在步入仕途之后勤读不辍，涉猎广泛，对史学的研究尤为用心，仅26岁一年所写读书札记便有30多篇。由此，司马光萌发了删削卷轶浩繁的古史成为一部编年体通史的想法。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司马光作《历年图》，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后周显德六年（959）的历史编成一个年表，并撰《通志》八卷，成为战国至秦的编年史。英宗看后，认为很好，专为司马光在崇文院设立了书局，并命司马光选助手继续编写，书名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1067），英宗死，神宗立，赐书名《资治通鉴》，并赐序文一篇。当时北宋建国百年，积弊甚多，种种危机已经出现。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司马光颇为器重，擢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并有意再升其为枢密副使。但在改革问题上，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而神宗更为信任王安石。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变法之前，年岁稍小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平生相善，只是政见不同葬送了两人的友谊。王安石，字介甫，二度去相、退居金陵后封为荆国公。又因性子执拗，人称〃拗相公〃。虽然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如，一反对新法者死，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中有讥变法之语。有人谋得之并献于王安石，以为后者将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本朝事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称其〃好读书，能强记……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不汲汲于仕进……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云云。
两人虽政见不和，但个人品质却又相同。《邵氏闻见录》称〃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并记载云：〃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作者邵伯温因而叹曰：〃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王安石死后，已为宰相、尽废新法的司马光闻而叹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并嘱僚属：〃赠恤之典宜厚。〃
因此可以说，除了自身愿望、皇帝之命以外，与司马光政见不和、且又十分执拗的王安石，也是成就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诞生于独乐园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做枢密副使〃，而着力改革变法的〃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才使得司马光心无旁鹜、徜徉故纸，才能在独乐园中历时15年铸就了这一部史籍大典！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携书局至洛阳。次年，他自己出资在南尊贤坊以北买地20亩，修建了私家园林，名以〃独乐园〃。司马光在建于东汉广成囿、汉成帝常临而宴游旧址上的独乐园中，点缀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若干建筑，可这些仅具有雅名而已，实则非常简陋。《洛阳名园记》对独乐园也只有108字的简短记载，称其〃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安居独乐园后，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一起，制定了写作计划，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第一和第二步骤由司马光指导助手完成，第三步由他亲自动笔完成。
编著工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