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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佐尔纳开始操作他的基金时，他在赫肯色市（Hackensack）弄了两间办公室。他用其中一间，薇琪则坐在另一间。办公室中放着一部道琼的纸条式报价机，是那种在顶上有一个玻璃灯泡的直立式古老机型。墙上则挂着一只大西洋鲑鱼的标本，这些明白代表了佐尔纳一生中的两样最爱——交易和钓鱼。我会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温和地检视着他手上那一长条连续的报价纸条，他的指尖上总会因而泛着轻轻的紫色墨水印。
“马提，你一定要感觉这些报价的变动，”他会这么说。“这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它们可能在好消息公布后下跌，或在坏消息公布后上涨。如果你有能力看出价格跳动中的玄机，你就能够知道市场目前健康与否。”然后他突然停止说话，报价纸条停留在他沾了油墨的手指下，长达数码的纸条在他的脚边烧成了一堆。“马提，等一下，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你看这里，拍立得（Polaroid）又上涨了八分之三元。结果已经很明显，他们一定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卖出了许多照像机，这表示他们第四季的表现应该会很好。检查一下你的移动平均线。现在可能是我们买进一些一月份到期买权的大好时机。”
到了一九七九年初，我可以看得出来我的计划已经开始有了成效。我对神奇T指数的细微变化愈来愈精通，并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用途，也摒充其中一些不能用的部分，经过多方尝试之后，我渐渐将神奇T理论和我的个性以及数学方面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了。经由这个过程，我推演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操作方法，再配合佐尔纳对我的指导，这个方法开始让我尝到获利的滋味。我的自信心也愈来愈充足。我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主要的操作标的是选择权，其中大部分是买权，这是因为我总是对市场以及过去两年中曾经操作过的十几档股票有着偏多的看法。我操作过的都是一些大型企业股，像是辛德仕、IBM、汉尼维尔（Honeywell）、特利电（Teledyne）、拍立得，以及全录（Xerox）等，以一个证券分析师的眼光来看，这些股票都有良好的基本面因素作支撑。它们每天的成交量都非常大，流通性也极佳。流通性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我是一名帽客，在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之内都可能会在市场中杀进杀出好几趟。此外，选择权的价格波动性比起股票高得多，这表示以同样的资金，我可以享受更多股价上涨所带来的好处。我通常会同时保有三到四个买权部位，而且大部分的赌注都在五千美元到一万五千美元之内，这正好符合我的营运资金规模。一般而言，我希望能够在每一笔交易当中赚进一千到三千美元。
自从在一九七六及一九七七年当中维持损益两平的局面后，我现在已经开始稳定地获利了。以前，当我凭着小道消息或是自己的直觉进场交易时，只要市场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状况，我就好像陷入了从未涉足，不知名的土地上一样孤立无援。但是现在，我每天晚上固定研究技术图形、回顾并更新趋势线、计算移动平均指标、推算出价格的转折点、设定我的进出场价位，这些动作都使我充满自信，就像一个棋手在棋盘上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移动棋子，并随时都能预见接下来的五、六、七步可能要怎么走。我的操作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我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交易。研究市场的过程成为我内心的一项力量来源，一个能够帮助我将头脑中潜藏的智慧与能力充分发挥的东西。它帮助我做出更好的决策。你不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必须马上决定要进攻还是要撤退，要加码还是要把部位砍光。拥有一套操作方法给予我更多的力量，因为在心中，就能够看清楚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这套方法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心在必要时马上扣下板机，做出决定。
取得会员席位
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季当中，我的营运资金累积到五万美元，这已经是我所需要资金的半数了。毫无疑问，我深信能够在一九七九年的第二季再赚到另一个五万美元。到时就该是展开下一个阶段工作——取得某个交易所会员席位的时候了。
一九七三年，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成立，专门交易各种挂牌的选择权。它的快速成功促使其他交易所，像太平洋证交所、费城证交所，以及美国证交所，都开始努力增加选择权契约成交量，以期能够在选择权市场中分一杯羹。根据我的计划，我考虑搬到芝加哥去，但是如果我可以在美国证交所取得会员席位的话，又何必非要离开纽约搬到芝加哥去呢？巴布？傅利曼（Bob Friedman）是蒙哥马利证券（Montgomery Securities）一位知名医疗用品产业分析师，也是我的旧识。我们曾经一同在一九七六年组成《法人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 Magazine）的“全美研究团队”（All America Research Team），所以我们常在会议中见面。有一天傅利曼向我提起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丹尼？魏斯可夫（Danny Weiskopf），是一个在美国证交所工作的作价者。当我告诉傅利曼我想要买一个会员席位时，他就把我介绍给丹尼。丹尼？魏斯可夫负责交易的是贝里娱乐公司（Bally Entertainment）的选择权，这是当时交易场内最热门的一档选择权，当我去见他时，他正忙得像个正在照顾四胞胎的奶妈似的，所以他就把我转介给海斯？诺尔。海斯为丹尼工作，年纪大约和我相当，而他从一九七年起就已经在交易场内工作了。像我一样，海斯也沉醉在技术分析的领域中，而且，他也和我一样希望能够操作自己的资金。我们很快就变成好朋友。每周中总有那么几天，我会告诉在赫顿的秘书贝佛莉？史耐德（Beverly Schneider）说我要出去吃一个长时间的午餐，然后直奔交易所。我在访客柜台登记，拿到一个临时访客证，然后柜台就会广播：“海斯？诺尔！海斯？诺尔！前面柜台有你的访客。”海斯下楼来，然后我就戴上访客证跟着他进到交易场内。在那几次拜访中，我就像陆战队似的侦察着这个新环境，思考着我要如何在这里求取生存。我会跟在诺尔身后十尺之处，看着他如何作业，观察周遭的地形，记下谁是负责什么契约的交易，谁又是哪里的职员，电话在哪里，厕所又在哪里。“马提，你一开始应该先租一个会员席位。”有一天海斯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一些资本，直到确定你做得来时再说。”“这是个烂主意！海斯，”我说。“我已经确定我可以做得来了。我就是要买下一个会员席位。”想拥有会员席位必须直接向交易所办理买卖事宜。交易所会从中收取一笔为数不少的佣金（他们喜欢称之为“转换费”〈Transfer fee〉），而会员席位的行情也分买盘和卖盘。交易所总是有空下来的会员席位可供买卖。在一九七九年夏天时一个席位的买盘大约是八万五千美元，卖盘则大约是九万美元。这表示我大约可以用九万美元买到一个会员席位，另外再加上二千五百美元的转换费，但是首先我得先登记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合格交易商，并且上过美国证交所的一项如何操作选择权的课程。到了六月底时，我已经赚到了十万美元，我已经准备好开始行动了。
英雄式的离职
我迫不及待想要从赫顿公司离职。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工作设定在“自动定速驾驶”的状况下，告诉贝佛莉挡掉所有的电话，躲在我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打开报价器，然后开始交易。我一天中曾经执行过三、四、五，甚至六笔交易。
在我的办公室里装一部即时报价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是赫顿公司里惟一拥有个人报价单机的证券分析师，这部报价单机是我在一九七七年跳槽到赫顿时和他们谈的条件之一。在我最早的几份工作当中，整个研究部门都只有一部报价单机，而且还被设在大厅里。我总要不断地走去看那部机器，老板们就会看到我一直站在大厅里看报价，然后开始怀疑我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很久以前就学到华尔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增加收入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工作。华尔街老板的定律就是付你愈少薪水愈好，只要能够把你勉强留下来就可以了。但当有其他人需要你时，他们就会愿意付更高的薪水，因为这是你换工作的惟一理由。当我开始受到赫顿的法人研究部门负责人丹？墨菲（Dan Murphy）的青睐时，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