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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回想三个女孩的面庞，但不可思议的是，居然一个都记不清晰。
“记不得。”我说。
“怪事，为什么？”
“因为或许这样才好受。”
她把脸颊贴在我裸露的胸部，无声地点了几下头。
“我说，要是十分想干的活，是不是用别的……”
“不不，别多想。”
“真的？”
“嗯。”
她手臂再次用力搂紧我的背，胸口处可以感觉出的她乳房。我想喝啤酒想得不行。
“从好些好些年以前就有很多事不顺利。”
“多少年前？”
“12、13……父亲有病那年。再往前的事一件都不记得了。
全都是顶顶讨厌的事。恶风一直在头上吹个不停。”
“风向是会变的嘛。”
“真那么想？”
“总有一天。”
她默然良久。沙漠一般干涸的沉默，把我的话语倏地吞吸进去，口中只剩下一丝苦涩。
“好几次我都尽可能那么想，但总是不成。也想喜欢上一个人，也想坚强一些来着。可就是……”
我们往下再没开口，相互抱在一起。她把头放在我胸上，嘴唇轻轻吻着我的乳头，就那样像睡熟了一样久久未动。
她久久、久久地一声不响。我迷迷糊糊地望着幽暗的天花板。
“妈妈……”
她做梦似地悄然低语。她睡过去了。
37
噢，还好吗？NEB广播电台，现在是通俗音乐电话点播节目时间。又迎来了周末夜晚。
往下两个小时，只管尽情欣赏精彩的音乐。对了，今年夏天即将过去，怎么样，这个夏天不
错吧？
今天放唱片之前，介绍一封你们大家的来信。我来读一下。信是这样的：
您好！
每个星期都绕有兴味地收听这个节目．转瞬之间，到今年秋天便是住院生活的第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诚然，对于从有良好空调设备病房的窗口观望外面景色的我来说，季节的更迭并无任何意义。尽管如此，每当一个季节离去，而新的季节降临之时，我心里毕竟有
一种跃动之感。
我17岁。三年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散步……不仅如此，连起床、翻身都不可能。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写的。她为了看护我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我当然真诚地感谢她。三年时间里，我在床上懂得的事情，无论多么令人不忍，但毕竟懂得了一些事
理，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点一点生存下来。
我的病听说叫脊椎神经疾患，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病，当然康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只有3％……这是医生（一个极好的人）告诉我的同类病症康复的比例。按他的说法，较之新投手面对高手而击球得分，这个数字是够乐观，但较之完全根除则难度大些。
有时想到要是长此以往，心里就怕得不行，真想大声喊叫。就这样像块石头一样终生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书，不能在风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几十年后在此衰老，并且悄悄死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已。半夜3点睁眼醒来，时常觉得好像听见自己的脊梁骨一点点溶化的声音，说不定实际也是如此。
算了，不说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几百回向我说的那样，尽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觉，因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从医院的窗口可以望见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满满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
倘能如愿以偿——哪怕只有一次——我也当会理解世界何以这般模样，我觉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这点，那么纵使在床上终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见，祝您愉快！
没有署名。
收到这封信是昨天3点多钟。我走进台里的咖啡室，边喝咖啡边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边望去。既然从你病房可以望见港口，那么港口也应该可以望见你的病房，是吧？山那边的灯光真够多的。当然我不晓得哪点灯光属于你的病房。有的属于贫家寒舍，有的属于深宅大院，有的属于宾馆酒搂，有的属于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确确有多种多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活着。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没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同情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
我爱你们！
10年过后，如果还能记得这个节目．记得我放的唱片和我这个人，那么也请想起我此时说的这句话。
下面我放她点播的歌曲，普雷斯利的《好运在招唤》。曲终之后，还有1小时50分，再回到平时的狗相声演员上来。
谢谢收听。
38
准备回东京这天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爵士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
“今晚坐汽车回去。”
杰一边给用来做炸马铃薯片的马铃薯削皮，一边连连点头。
“你这一走，还真够寂寞的。猴子的搭挡也散伙了。”杰指着柜台上挂的版画说道。
“鼠也肯定觉得孤单的。”
“呃。”
“东京有意思？”
“哪儿都一个德性。”
“怕也是。东京奥林匹克以来，我还一步都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呢。”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同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只我就这样想。”
“我叔叔是在中国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马铃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咖啡馆8月26日这天的日历纸下面，写有这样一句格言：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我买了张夜行汽车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挟带着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
汽车门口，两个乘务员站在两边检查车票和座号。我递出车票，他说道：“21号中国。”
“中国？”
“是的。21号c席，C是第一个字母。A是美国，B是巴西，C是中国，D是丹麦。听错了可不好办。”
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确认座位表的同伴。我点头上车，坐在21号C席上，开始吃还热乎乎的炸马铃薯片。
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我们便是这样活着。
39
我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自然有段尾声。
我长到29岁，鼠30岁。都已是不大不小的年纪。爵士酒吧在公路扩建时改造了一番，成了面目一新的漂亮酒吧。但杰仍一如往日，每天削满一桶桶马铃薯；常客们一边嘟嘟囔囔地说还是从前好，一边不停地喝啤酒。
我结了婚，在东京过活。
每当有萨姆．佩金帕的电影上映，我和妻子便到电影院去，回来路上在日比谷公园喝两瓶啤酒，给鸽子撒些爆玉米花。萨姆．佩金帕的影片中，我中意的是《加尔西亚之首》，妻子则说《护航队》最好：佩金帕以外的影片，我喜欢《灰与宝石》，她欣赏《修女约安
娜》．生活时间一长，连趣味恐怕都将变得相似。
如果有人问：幸福吗？我只能回答：或许。因为所谓理想到头来就是这么回事。
鼠仍在继续写他的小说。每年圣诞节都寄来几份复印本。
去年写的是精神病院食堂里的一个厨师，前年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他的小说始终没有性场面，出场人物没有一个死去。其原稿纸的第一页上经常写着：
“生日快乐并圣诞幸福”因为我的生日是12月24日。
那位左手只有4个手指的女孩，我再也未曾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
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
《加利福尼亚少女》那张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尽头。
每当夏日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