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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
鲁迅先生谈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京时说，“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束。”（《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先生诞生之年也是很容易记，一八八一到一九义和团起事正是虚称二十岁，到一九三六逝世是虚称五十六岁，到今年一九五一年是实算七十岁。
我们先计算一下创造我们今日这新世界和这新时代的革命大师们：
一八八一年，达尔文（1809—1882）已经七十二岁，次年便要去世。这时他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1859）后二十二年了。
一八八一年，马克思（1818—1883）六十三岁，恩格斯（1820—1895）六十一岁。再过两年，马克思去世了，鲁迅先生才两岁。恩格斯再过十四年去世，鲁迅先生正虚算十五岁。马恩两大师的《共产党宣言》这时已经是发表（1848）后三十三年了。
一八八一年，列宁（1870—1924）才十一岁，斯大林（1879—）才两岁。
一八八一年，毛主席降生以前十二年，一八九三年毛主席才降生。
以上六位，达尔文的思想对于鲁迅先生的影响是很深厚的，尤其在少年和中年时期，在科学思想上和学术工作上。马、恩、列、斯四位，对于鲁迅先生中年和晚年，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给予了革命斗争的思想影响。最后是毛主席，虽然少鲁迅先生十二岁，但在鲁迅先生晚年的艰苦斗争中，始终乐观，始终不感孤寂，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计算一下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情势。
一八八一年，鸦片战争（1840）四十年以后，太平天国起义（1851）三十年以后，天京陷落（1864）十七年以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专制政府正十分反动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七年以前（1874）日本武力侵犯台湾，两年以前（1879）日本武力掠取琉球。一年以后（1882），法国武力侵犯越南；四年以后（1885），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十三年以后（1894），日本大举侵犯朝鲜、中国，中日开战，中国战败，专制腐败而又无能的满清政府不但放弃了台湾和辽东，还赔偿了兵费二百兆两。
鲁迅先生降生前后的中国和世界情势，充分教育了幼年和青年的鲁迅先生以高度的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去体认他。
再计算一下国内较先一辈的知识工作者：
一八八一年，林纾（1852—1924）二十九岁，严复（1853—1921）二十八岁。
一八八一年，康有为（1858—1927）二十三岁，梁启超（1873—1929）八岁。
一八八一年，章炳麟（1866—1936）十五岁，蔡元培（1867—1940）十四岁。
以上三组一共六人。第一组的林纾和严复，都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工作，初期曾给鲁迅先生一些影响，但无论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为鲁迅先生所不满，因而不久他就否定了他们的方向，认定了自己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组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但也做一些启蒙的文化运动，初期也多少给予鲁迅先生一点影响，不久便知道气味完全不同，又成为鲁迅先生斗争的对象之一了。
第三组的章炳麟和蔡元培，和上两组迥不相同：两者都是鲁迅先生的辛亥革命战斗师友。章在早年曾受鲁迅先生的尊敬，因为他是革命的学者。死后（1936）鲁迅先生并给以公平的论断：“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先生逝世前十天，十月九日所作。）至于蔡，后死先生四年，还给先生作治丧委员，有十分恳切的挽词，并给先生的全集作序文，虽长先生十四岁，而三十余年间一贯尊敬先生。章、蔡两位同是先生的师友，同为中国革命前途而努力，但他们到底长先生十四五岁，不免“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先生的思想水平和奋斗业绩，都比他们崇高伟大得多。
此外，再计算两位先生的前辈，一位是高尔基（1868—1936），一位是孙中山（1868—1925），在一八八一年都是十三岁。
孙中山有革命的热诚，也有革命的功绩，鲁迅先生和他对辛亥革命的方向是相同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正在寻求新方向，而十月革命爆发了。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把中国革命确定了新方向，不久便去世了。鲁迅先生却一直遵循着正当的方向在思想文化上奋斗下去。
“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曾经这样称许他。作为一个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和高尔基是相等的。因此一般人爱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鲁迅先生的处境较高尔基更为艰苦，鲁迅先生的坚强较高尔基更为可贵，因为鲁迅先生到底并不出身于工人阶级，而蒋介石王朝的反动残暴更有甚于沙皇政府。
回想七十年前诞降在黑夜里掌着明灯的先辈，我们在纪念中包含着欣慰，也应该包含着继续他的精神的决心的。
注释
本文于1951年10月15日发表于《文艺新地》第1卷第9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1）
——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
孙伏园
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2］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沫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中间夹着一节由我报告《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将来鲁迅先生的传记材料日渐完备，传记作品日渐增加，在纪念会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一项节目了。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筹备会交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许，也未经组织，所以报告时只能选择几件小事情谈一谈。
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家景很清寒，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处提到的。至于清寒的原因，鲁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学人似乎尚少讲到。我从绍兴的老辈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鲁迅先生生前，因为他不大愿谈家事，我不好详细问他；而其他文字的记载，至今还没有见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当时的名进士，为翰林院编修［3］，李客［4］先生的《越缦堂日记》中常提到他。因为当时的苏州，有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苏州。据说某年的江苏乡试［5］，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苏州的绅士某君［6］，有一子一侄，都要在这一年赴考。他请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关说，周老先生似乎答应了，据说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落在当时苏州府知府王可庄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连串的不幸：在苏州被捕，解送杭州，长期监禁，险遭杀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才被大赦，已经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杭州受苦难的时候，他的绍兴家庭中所波及的，就是出卖田产和房屋。杭州消息到：今年秋审，老太爷恐遭不测了，如能速汇银两，尚可在上下各处打点。于是绍兴家庭中的田产和房屋赶紧出卖一部分，赶紧往杭州汇款。这种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当时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绍兴东乡安桥头鲁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寿至今还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母亲。
鲁迅先生的父亲尚未出仕，少年时就在家中卧病。鲁迅先生作品中谈到医药的问题很多，对于庸医也最痛恨，因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时还要受庸医的欺骗和剥削，“成对的蟋蟀”，“经霜的芦笋”，这类怪药名不知播弄了鲁迅先生多少次，从典质所得的少许金钱，千方百计的去求得这种决不能治病的怪药，换得的仍是鲁迅先生的父亲终于不救。鲁迅先生决定学医，与这个家庭情境亦有关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说鲁迅先生学医的原因，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三说：由于父病是一说；由于寻求放足方法是又一说（见许寿裳先生所编先生年谱）［7］，据我所知道还有一说是由于牙痛。鲁迅先生十四五岁时患牙痛。告于家中长者，得到的答复是：“不害羞，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