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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语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当晚，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上下两本，接连看了两个晚上。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情节很曲折，但日子久了，详情已记不起来了。这个戏的作者是吕南仲［8］先生，他和鲁迅先生与我都是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这位吕南仲先生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当时的主事人，他是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加以多了一层同乡之谊，言语更为方便，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们看戏时他热情招待，每次看完戏后都要请鲁迅先生和大家谈谈意见。说老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说白还可以听懂六七成；可是鲁迅先生就比我强得多了，他过去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认为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主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那时我虽然是一个记者，可是对戏剧是外行，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因此没有把鲁迅先生的原话记录成文。否则对了解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戏剧的看法一定会有所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殊觉惋惜。
那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的十二周年，鲁迅先生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我们在易俗社看到一金色褒状，那是一九二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易俗社自一九一二年创办起，即以编演移风易俗的新戏为宗旨，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当时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时，凡外地编演什么新的好的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如果交通不方便，派人去有困难，那末他就要剧团把剧本送到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推广。易俗社自己编演的剧本曾送部很多，因此这个褒状的奖给是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彼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校方招待我们饮汽水，喝啤酒，洋气十足。在那里啤酒、汽水都是高贵饮料，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况且那时西安并不生产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千里路以外的京沪运去的，交通极不方便，价格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了。校方以此来招待，未免过于奢侈。鲁迅先生感到当时河南人在陕执政（陕西督军是刘镇华，河南人），所以西北大学校长傅铜［9］（傅也是河南人）用钱很方便，请我们去讲学，花这么多钱，毫不在乎；可是有位陕西人李宜之［10］，是水利专家，想给陕西兴办水利，治理黄河之害，而上峰却不拨给经费，鲁迅先生对此颇表不满。讲学结束时，他决意将讲学的酬金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事业之用。临行前，鲁迅先生和我各将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由我亲自携款送去。这也是鲁迅先生“取之于陕，用之于陕”的一片深意。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和易俗社（2）
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瑮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俗等演出精彩节目，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读，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由于鲁迅先生和易俗社的朋友们已很熟悉，而大家又都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所以演员们都以兴奋的心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演出，并不因为台下观众寥寥而稍现懈怠，这也是易俗社优良的舞台作风。我们同行的其他教授，对易俗社亦颇有好感，王桐龄先生在返京后编著的《陕西旅行记》一书中，对易俗社就有较好的评价。
回京时，在离西安三十余里的草滩，我们就登舟东行，沿渭河一路顺水而下，到陕州换乘火车，较去时便利得多了。
这些事都是三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易俗社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依然存在，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今年是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这在我们国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剧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我把鲁迅先生和易俗社这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回忆出来，作为我向易俗社成立五十年庆的贺礼。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6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文尾注有以下内容：“一九六二年八月李哲明笔录”。
［2］易俗社创办于1912年，为一地方秦腔剧团，解放后在演出实践中，仍在从事于秦腔这一古老剧种的改革工作。
［3］王桐龄，别号峰山，河北任丘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在西安共讲四题：《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历史上中国六大民族之关系》、《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历史上亚洲各民族之关系》。
［4］陈镜凡，号觉元，江苏人，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他共讲三题：《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国文学泛进之顺序》、《读古书的途径》。
［5］陈定谟，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6］夏元瑮，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
［7］现改名为三门峡市。
［8］吕南仲，原名吕律，浙江绍兴人，原在陕西财政厅任职，兼任易俗社评议长。他所编剧本，变幻新颖，颇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9］傅铜，河南人，当时的西北大学校长。
［10］李宜之，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1）
孙伏园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2］，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3］，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定处，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地翻检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现在重读一下，很引起些回忆。信上所标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二十四日。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断，总不出民国十一年或十二年。［4］至于这三封信的先后，现在却没有法子确定了；我们姑且把它们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着月日的先后排下去罢。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5］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6］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二十七篇，［7］兄可以先交起孟，［8］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迅上一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