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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域外小说集》中的《一文钱》看不懂，先生说：“现在再看就看懂了，”经这一说，看起来确实懂得多了。我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鼓励青年学生。
说到创作时，总是说：“先翻译点，或者先写点小品之类。”
我就根据这指示，也翻译点，也写点小品。当《山野掇拾》要出版时，先生为我校订，《鲁迅日记》中记着花费了两个晚上的工夫。《大西洋之滨》也是经先生看过的。
我计划用法文写中国的动植物传说，动物故事第一篇是龙，想用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拓片做插图。先生找出来给我看，而且指“龙”说，这是龙的传说的起源。
先生有汉唐石刻拓片很多，装柳条箱两箱，约我整理，但我没有实行。
当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2］担任教员的时候，先生讲授氢气能够自燃的实验中，氢气已经取出来，倒复在玻璃瓶中。刚要到隔壁仪器室去取火柴，就告诉同学说：“你们不要动这瓶，如果空气进去，燃点起来就要爆炸！”先生取了火柴来，刚一燃点；就爆炸了。西装衬衫的硬袖上满溅鲜血。先生对我说：“原来等我抬起头来，第一排没有一个人，在瓶中放进空气以后，都逃到后面去了。”
先生一生用血为“孺子”服务，有时用墨代血，实在是用血醮墨。这样用墨写在白纸上的万万千千的字，都是血的结晶。然而，先生是毫不吝惜，而且是乐愿的、快慰的。先生是牺牲了血，而青年所得的印象是明显的、深刻的，没有血是没有这样深刻的。
当江苏省有些地方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的时候，先生是不赞成的。尤其使先生觉得可笑的，是教课中有“看假洋钱”一课，来辨认银元的真假。这真是“舍本逐末”。
先生是以讲故事、说笑话的方式，给人以有效的教育。
先生很尊重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也很尊重鲁迅先生，当我看完《呐喊》时，蔡先生说，“文字真深刻呵！写秋瑾烈士，别人哪能写到这样沉痛！”
对于青年同学的诚恳、负责、无微不至的关切，两位先生都是我所想学习的，但我远不及鲁迅先生的能以血输人，忘我相救的精神。
当我初学写作，在《山野掇拾》以前，有《赴法途中漫画》一篇，先生非常鼓励。文中有记载过苏伊士运河一段，这是1920年的事。当船在运河口停下，等待领港的时候，有运河公司的雇员、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凶，来船上看守。他与中国学生用英语说话了。一位同学来告诉我：“有人侮辱我们，快去理论！”我跑到甲板上，听到这人说“中国是灭亡的了，你看中国有船经过运河的吗？日本是有的，日本有船经过苏伊士！”鲁迅先生说，“这简直同绍兴的财主一样见识，用船的多少来分高低。”绍兴嫁女以四大船 、八大船的嫁妆来夸耀。
现在，埃及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而中国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建设超额完成，我们可以告慰鲁迅先生的了！
然而我，受到鲁迅先生的优厚培养，这20年来太没有成绩了。从今天起，我要尽力改正，补偿过去的损失。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6年10月19日《教师报》。
［2］鲁迅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教员。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艺术家
孙福熙
鲁迅这名字，应该大书在艺术史上的，却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功绩，遮掩了艺术上的记录。
先生幼年就爱画，一生不见稍减，与我相见时，谈艺术的比较谈文学的更多。他在北京时代，很爱线画与黑白画，他是介绍英国Beardsley［2］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以后是介绍版画，中国木刻的荣耀的前程，也是鲁迅先生开辟的。因此我想学画，大先生与二先生［3］都很热心的指示我。我出国的时候，同学陶元庆［4］亦到北京，绘画上很得大先生的帮助。
我于民国十四年回国后，想用法文写一部《中国故事》，第一篇是关于龙的，大先生说：“我有中国最原始的龙”于是找出他所藏汉碑拓片来看，这是我看到他的汉碑的第一次。他要我帮他整理成书。十五年春，奉军进京［5］时，我到上海来了，大先生亦于不久往厦门大学。经过上海时，行李中有只大柳条箱，就是汉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终于没有开始。
先生所译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6］封面，是云的左右连续图案，有鸟头象征，是先生自己采取碑文而设计，并不是我画的。
鲁迅先生有丰富而热烈的感情，为一个艺人必需而难得，在艺术上比在文学上更为需要。先生的爱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与敌的两极端，他的友与敌个个都是达于极点。而且随时有从这个极点变到那个极点的可能。这种性情，在人事上容易发生阻碍，于文艺上却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笔墨及思想的夸张，在外来的感觉中即刻成为浓厚精锐的提炼品，如酒之精，铁之钢了。
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都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文艺家的任务——至少是在现代——在于去旧换新，所以文艺家以批评不良现状而引起革命为能事，于是随时树敌，虽非敌人，亦愿视为敌人，以为练习，服饰举动，亦必避免时俗，以别庸众。这不是骄傲或矫饰，实在是艺人不得已的生活。鲁迅先生以这个理由及与同盟会革命友朋相亲近的缘故，就时时招敌，或者有意的树敌。
先生对我说过：他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这所谓拔草寻蛇也。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以这方法用于恶人；到了第三个时期是对毒蛇迎头痛击了，正是法国左拉，苏联高尔基的工作开始，可恨的病夺了他去了。
他常常赞美民［7］先生从弟谷清［8］先生的打狗法，他说：有狗咬来的时候，尽管对他作揖，尽管退后。退到水边不能再退的时候，呜的一声，一脚踢到水里了。
鲁迅先生虽然赞美，但绝对不用这种打狗法，他不肯打恭作揖，也不会等待与忍受，见人就直接地攻击，他眼睛中的人物无分轻重，虽小孩与疯人以及大家认为毫无理由的批评，他一样的重视，立即发出喜怒哀乐的感情。这是大多数艺人的通病，也是难能可贵的特质。
此外关于技术上的可贵，是他观察的深刻与笔墨的简练，从来不使阅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写社会的阴暗一方面，但他的阴暗中都用美丽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还要美丽，这美丽使人要看，爱看，看了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乡》一篇与《野草》中最为显著，其他处处如此。这是艺术的使命，也就是鲁迅先生艺术产生伟大功绩的原因。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37年初版之《鲁迅先生纪念集》。
［2］Beardsley：比尔兹利，英国插图画家。
［3］“大先生”即鲁迅，“二先生”即周作人。
［4］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现代著名画家，曾多次为鲁迅著作画封面。
［5］1926年春，在各地军阀混战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了北京。
［6］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鲁迅的友人。《桃色的云》是爱罗先珂所写的童话剧。
［7］即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8］蔡谷清（1879…1921），名元康，字谷清，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