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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著作中，无论著述或译述方面，真是和毛主席一样，“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这是一部《全集》可以覆按的，从第一卷论文集《坟》开始，直到第二十卷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乃至一个字放得不妥当而妨害了文章的熟练和精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现代语言已经尽善尽美了，鲁迅先生还在翻译工作上不断地从国外吸收必要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中， 鲁迅先生的回信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鲁迅先生为了使中国语文更丰富、更精密，曾经在翻译工作上用过很大的力量。我们为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必须遵循鲁迅先生的正确方向，不断迈进，才能在这个斗争中获得光辉的胜利。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二三事》序
孙伏园
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现在却决不是时候，不但参考书籍几乎全无，故老朋友也无从访问，就说时间和心情又何尝有比较成片断的！
这个大愿只好牢牢地记在心头罢。
小册［2］里面的十篇东西，《哭鲁迅先生》和《药》是五年前先生刚去世的时候写的，《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比那两篇略后，《惜别》和《往事》写于三十年初春，《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和《杂感两则》都写于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孔乙己》、《腊叶》和《杨贵妃》则是知道要出小册以后才补上的。
这些话倒是将来还是要说的，那么这个小册就算是将来那本书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暂时保存着罢。
百二十分感谢姚蓬子［3］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励和催促，我是决没有这个勇气的。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八日
注释
本文写于1942年。从该文可以看出，我们编辑本书，是符合作者生前意愿的。
［2］“小册”是指《鲁迅先生二三事》，作者为“小册”作序正值抗战期间，写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当时仅收十篇文章，后于1945年11月由上海作家书屋作为“鲁迅史料丛刊之一”出版。
［3］姚蓬子（1905—1970），原名梦生，字裸人。浙江诸暨人，现代作家。当时是《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的荐引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林辰《鲁迅事迹考》序
孙伏园
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已经是整整的十周年了。
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敬仰爱慕他的万千青年，在这整整十年以来，如何以他的思想学术事业为根柢，从而发扬光大到如何宏远渊深的地步，这问题我此刻不准备述说。
这十年除了首尾两年以外，当中的八年，全民族正在与日本赎武主义者搏斗中；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当初也是东一鳞西一爪的，经过这八年的长时间，不仅组织不成片段，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这是严重的遗憾，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万千青年的，也是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人类世界的。
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却给我们减去了不少遗憾，增加了不少慰藉。全书共计论文十篇，从题目看，就知道每个题目都与鲁迅先生整个传记有关，整个传记就靠数十百篇这样的论文拱卫着。
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有的是他要选取的，有的是他要做旁证的，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这三类材料，在这拱卫传记的数十百篇论文中，必须尽量的罗列着。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例如鲁迅先生历次的演讲，对于整个传记也许并不重要，传记作者可能不加选取，但是他必须有此知识：这便是第三类。又如章门诸子［2］的事迹，并不算传记的直接材料，但传记作者必须拿它作为旁证：这便是第二类。至于与章太炎的关系，归国的年代，赴陕的讲学，曾否加入光复会，组织文艺会社等等，便都是第一类重要材料了。
罗列材料以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明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在《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一文里，记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辩证的发展，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这辩证的过程，最后才把《红星佚史》译者自己所作的一篇《发须爪序》［3］介绍出来作为铁证，断定《红星佚史》绝非鲁迅所译。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里，因有“曾入”与“不曾入”两派的意见，作者仍以辨别材料，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勇敢的推断，把这个问题稳稳妥妥地解决了。这几种方法，既细密又谨严，供给将来的传记作者一个极可宝贵的参考。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或是另一位也好，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
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自然，说得广泛一点，凡属鲁迅先生的生前友好，和敬仰爱慕先生的万千青年，心头都有一篇或详或略，或粗或细的鲁迅先生的传记，但是放在心头和写在纸上似乎确是两件事。一旦动笔，即刻感到材料不够，印象模糊。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证论文的一位爱读者。
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继续写作这类考证论文若干篇，即使一时没有传记，我们读了这样细密谨严的论文，其快乐也不会下于阅读整本的传记，至少使以后的传记作者省却许多考证的工夫了。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缙云山
注释
林辰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鲁迅事迹考》，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2］“章门诸子”，指同鲁迅有关的章太炎的一些学生。
［3］周作人为江绍原著《发须爪》写的一篇序文。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关于鲁迅先生
孙伏园
一
“……之后”之体，创于鲁迅先生跋所译《工人绥惠略夫》小说。现在你也一个“之后”，我也一个“之后”，竟通行得很可以，连“三个日字的晶报”（这是北京方面的读者给他的名词，所以别于北京的《京报》，因为京晶二报常有怪妙的文字可资谈助，容易相混，而《晶报》的名字尤是怪妙，某君说三日一出的报叫“晶报”，间日一出的当然可以叫“昌报”了，五日一出的叫“晶昌报”，旬刊便应改称“晶昌晶昌报”了）里的张丹翁老先生也“之后”过好几次了。（《晶报》近来居然大骂郑正秋反对男女合演，实在新得厉害。）记得中国旧日文坛上也有过这样一件韵事。宋人杨亿模仿李义山诗，创写西昆体，一时台馆诸公转转效法，翕然成风，当时有一个戏子扮李义山上场，衣服破碎，形容憔悴，说“我被馆阁诸公挦摭殆尽了”，满座哄然。对于鲁迅先生的“之后”，我也有同样的感想。
二
鲁迅先生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