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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
六
对于群众的愚昧，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则不必否认而乐观，再则不必是认而悲观。许多不乐观的人，以为群众的力量如何如何伟大，或以为“群众一点也不愚昧，只有我们才真愚昧”；这在我看来觉得不近事实。有的太悲观的人，以为群众永远是这样愚昧下去，先知先觉的人永远是这样被误解下去，那在我看来，也觉得不近事实。
群众是可以教育的。群众蕴蓄着无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时的现象，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希望因为教育的缘故，群众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觉者的智慧减少距离；先知先觉者因群众的愚昧而牺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减少；国家的法律对于特异的思想和言论，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势力，思想界有贡献的权威们，对于一个或多个鲁莽的青年们的言论举动，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虑，能设身处地的加以一番原谅，还能自己问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成了《药》中的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或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有眼不识泰山，轻轻地把夏瑜放过，让他冤沉海底，永远懊悔不过来。冤沉海底是没有再起来的希望的，死后的铜像，祀典，史传，抚恤，都不能赎回当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谁能教谁或是谁必须受教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对于知识的信赖，对于情感的制抑，对于仁爱的培养的一个总态度的造成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的这个态度一定能逐渐的造成，就是距离愚昧一定能日远一日。
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花环放的合理。
注释
本文末尾曾注有以下内容：“本文却酬。同时登载《民间》半月刊。”
［2］“古轩亭口”，在绍兴城内大街（现在叫解放北路）与府横街相交的丁字街口。清代，这是是绍兴的闹市区，又是刑场之一。1907年；秋瑾就在这里英勇就义。
［3］吴芝瑛，字兰若，安徽桐城人，是1903年秋瑾居住北京时的邻居，由于共同倾向进步，成为秋瑾的诤友。
［4］徐寄尘，名自华，字寄尘，浙江石门人，吴兴南浔镇浔溪女学校长。
［5］1907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在古轩亭口被杀害后，烈士遗骸惨遭暴尸月余。后有大通学堂工友阿金、阿寒、莫敌和沈小毛等人，约同秋瑾大哥秋誉章，于夜深人静之际，出运烈士灵柩至绍兴水偏门附近的严家潭殡舍暂厝。后又近迁于卧龙山（即府山）西麓，同年农历十月底，又将灵柩护送至杭，葬于杭州西冷桥畔。
［6］安特莱夫（1871—1919），通译安德列耶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往芬兰。著有中篇小说《红笑》等，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
［7］屠尔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父与子》等。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一件小事》（1）
孙伏园
《呐喊》四小品中，《兔和猫》与《鸭的喜剧》可以说是姊妹篇，《一件小事》与《头发的故事》也几乎可以说是姊妹篇，虽然创作的时间相差三个月，内容与形式也很少相似处，但两篇同样有议论，意见很明显，而且据我的记忆，发表的时间也在同一天——北平《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同为双十节特刊征文，《头发的故事》登在《时事新报》特刊中；《一件小事》登在《晨报》特刊中。
《一件小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是最小的。就通行的《呐喊》版本说，它只占了三面零两行。论字数，如只计文字，不计标点与空格，我曾数过一次，只八百七十九字。
篇幅虽然小，内涵的问题却不小，在作者思想的进展上所占的地位颇大；所以《一件小事》的“小”字，只有文艺的真实性，没有客观的真实性。
如果把“小”字当作简单解那末故事倒确是简单极了：主角是人力车夫与“我”，配角是一个老妇人与一个警察，一共只有四个人物。
作者用八百七十九字叙述出来的简单故事，如果要把它叙述得再简单一点，那末就是——
冬天一大早，人力车夫拉了“我”刚近S门，一个衣服破烂的老妇人在车把旁边慢慢地倒下来，破棉背心正好兜着车把。车夫很有避开的可能与理由，岂知他不但不避开，反而扶起老妇人，搀着她的臂膀，一步一步走向分驻所。“我”正觉着车夫伟大而自己藐小的时候，一个警察从分驻所出来，告“我”自己雇车，车夫不能拉“我”了。这时“我”的反应是将一大把铜元托警察交给车夫。后来“我”自己想，“我”还配奖励或裁判车夫吗？
平常论人的好坏，最容易为人的外表（服装与仪容）所蒙蔽，次之也容易为人的知识所蒙蔽。“只认衣衫不认人”，这种论人的方法，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衣衫以外则有仪容：气宇轩昂者自由出入，精神委顿者加以拦阻，太不中用的司阍者常有这种行事，也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也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
自然，外表确也是论人的标准之一，凭借外表论人，所得结论也间有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外表是最粗浅的一个标准，如果只用这一个标准，而远弃了别的标准，那末错误是常常难免的。
进一层的论人标准便是知识了，以外表论人，虽然谁也难免，但是谁也知道以此为戒；至于以知识论人，则大多数人都认为比较合理，比较可靠，比较少错误。一切考试制度便是建筑在以知识论人的标准之上的。
可惜知识这一标准，只比衣服仪容进了一层，衣服仪容有如表皮，知识只是真皮而已。两者既都是皮相，那未必有身体精神全部生活的核心在。
如果不能达到这核心，只凭知识为论人的标准，即使比单凭外表较为合理，可靠，少错误，结论到底不能完全正确。
鲁迅先生少壮时代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常常于言谈中透露“这样的国民如何能做中华民国的主人”一类语句。有一次他因为有慨于北平那种乌烟瘴气的社会，报纸上竟公然记载某乩坛上关帝又“显灵”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考题，关帝能不能显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及格为中华民国国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他搬到长城以北去。好在废帝溥仪还在，便把这批国民交给他作为封建帝国的臣民！”
这一段话自然是他的笑中有泪的愤激之谈，严正的说，他也决不肯用这种愤激谈形诸笔墨的。事实上他也知道，水平以上的国民住一个区域，水平以下的国民又住一个区域，天下决不容有这种奇事。不过国家已经成了民国，国民知识的水准尚是如此，他的忧国忧民的热情是溢于言外的。
这种热情的透露，表示他还少壮，他的论人标准．还徘徊在凭借知识的阶段里。
一个人力车夫，他的衣服仪容，当然是不及格的；他的知识水准，能不能通过“关帝能否显圣”的试题，我想作者一定凭直觉认为通不过的，外表的考验不及格，第一试通不过；知识的考试不及格，第二试又通不过；现在一个少壮的观察家，很可能不准行第三试，轻轻易易地得到结论，认为这个人根本要不得了。
作者对于车夫的前半段观察便是如此，请看原文：
“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但是事实的表现，却使“我”出惊了：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但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照我上面的妄说，这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