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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18］在商务图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址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勾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地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19］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注释
本文写于1936年，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定县，即今河北省定州市。当时孙伏园先生正在定县搞平民教育。
［3］堵述初，1905年生，湖南常德人。解放前他与孙伏园长期共事。历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编辑干事、士兵月刊社编辑、重庆《中央时报》副刊助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文林》主编等。解放后，在南京任中学教师。
［4］即“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5］1911年11月，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任命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时孙伏园正在该校读书。
［6］绍兴府学堂的前身是“绍郡中西学堂”。绍郡中西学堂建立于1897年，1899年7月，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才改名为绍兴府学堂。1906年1月又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年9月到该校任教，并担任监学（即今教导主任）职务。
［7］即周作人，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8］即以王金发为都督的绍兴军政分府，这个地方政府成立于1911年11月，1912年8月被撤销。
［9］指傅励臣。傅励臣（1866—1918），名励臣，又名励亚，字以潜，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又作“傅力臣”。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1912年2月鲁迅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以后，由傅接任，其时，他又在绍兴任教会会长。［10］《百喻经》，原名《百句譬喻经》，为天竺（古印度）僧伽斯那所著，内容由九十八则寓言组成，合卷首之引，卷末之偈，合成百数。鲁迅于1914年捐款请金陵刻经处刻印，以广流传。
［11］辛亥革命前后鲁迅录成绍兴古代史传地志八种，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1915年2月又请绍兴许广记刻字铺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八十五页，以周作人名义刊行，扉页有鲁迅好友陈衡恪（师曾）的题署。一部分赠送友人，另一部分由绍兴墨润堂等书店出售。
［12］易俗社，西安的一个秦腔戏曲团体，成立于1912年8月，它以“编写新戏曲，改造旧社会”为宗旨。直至解放以后，仍然活跃于西北。
［13］鲁迅1912年到中央教育部任部员，后又升任科长，佥事，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才脱离教育部，为时长达14年之久。其中后半期，他又兼任北京大学等校教师。
［14］周太太（1878—1947），即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5］李老先生指李懿修，字慎斋，河北清苑人。原为教育部会计，后（1922—1924年）为该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
［16］英语：特务、暗探。
［17］英语：叛徒、内奸。
［18］周乔峰（1888—1984），名建人，字松寿，号乔峰，鲁迅三弟，笔名有“克士”等。
［19］即孙福熙。曾替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作封面画。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关于鲁迅（1）
——于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席上
孙伏园
刚才主席讲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是的，那已是三十一二年前的事了。当时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堂［2］教英文，我在那里念书。后来先生去北平作官［3］，我也去北平求学，又同先生聚在一块。说到我，在鲁迅先生跟前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文章从来不曾得到先生的好评。鲁迅先生在早年时，对于学生的文章批评很严格，总爱说“太嫩”（不成熟），而在晚年时，鲁迅先生则非常偏爱青年。青年学生的文章送到先生那儿的，先生总是给看，给改。改得非常快，而且给宽的批评，很好的批评。而我却从不曾得到过这样好幸运，得过这样好评。
在写作上，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与创造并重。有些时候他甚至说翻译更重于创造。他常常如此鼓励青年人：“不会写作时先翻翻看。”［4］这还是民初的时候。他希望青年人拿外国的作品当模范，看一看人家是怎样写作的。到后来，有许多人提倡《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是中国三大名作，《三国》、《西游》、《老残游记》等也是珍品，颇以为本国的白话名贵小说也不贫乏，何必求之于外国？然而鲁迅先生却对这种提倡拒不发表意见。因为鲁迅先生是主张在现代写作，要采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背景的。《水浒》、《红楼梦》固是上好白话小说，但去民国则年代已很久远了。至于外国作家，在科学训练上，在逻辑基础上，都比中国的高明很多，所以他主张应翻译他们的东西作榜样，鲁迅先生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是中国学科学最早的人。当他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学校中中国学生仅有鲁迅先生一个。那时他的成绩很不错，他的生物解剖图是经过一个很好的先生一笔笔的替他改好的。正是因为他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所以他的为人不文饰，也不夸张。
当他还不曾念仙台医校的时候，家中忽然发生了问题。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5］。他当新郎，穿靴，穿袍，戴红缨帽子，一切都照办。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结婚后刚刚过了三天，他便走了，但这件事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等他回到日本后，对于医学的兴趣，便大不如前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著作中曾经说过的，仙台医校是用幻灯影片来显示生物形状的，有时一个段落讲完，常加演风景片及时事片以引起学生的兴趣。那时正在日俄战争后，在时事电影片中多取日俄战争的材料。有一次先生在电影片中看到许多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说那个绑着的，是替俄国作间谍，正要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