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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喷薄欲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欧洲刻苦研读八年的徐悲鸿，带着精湛的写生技法和广博的艺术知识，也带着他的热情与渴望，从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给怀孕的妻子找房子。随后蒋碧微也回国，托运回了徐悲鸿视为珍宝的装满几大箱子的书画，有他节衣缩食买来的，有他自己的许多习作和绘画作品，还有他临摹的欧洲名画。
正在上海艺术大学担任文科主任的田汉，请徐悲鸿到艺大做美术演讲。徐悲鸿渴望改革中国美术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汉的共鸣。
一九二七年岁末，在霞飞坊徐悲鸿家，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三位日后在中国艺坛上举足轻重的大师，在数次深谈之后，决定成立自己的艺术团体“南国社”，并起草章程。后来，他们又决定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培养时代需要的艺术人才。田汉是院长兼文学部主任，欧阳予倩是戏剧部主任，徐悲鸿是绘画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国艺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田汉致辞，把徐悲鸿与欧阳予倩介绍给大家。他讲述学院的教学方针与大体规划后说，“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的机关，师生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
此时，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与徐悲鸿接洽，聘请徐悲鸿任艺术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币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个条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弃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每个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来回奔走，中大当即同意了。
经历八年欧洲艺术历练的徐悲鸿，不再是旧日的徐悲鸿。八年的卧薪尝胆，八年的兼容并蓄，八年的励精图治，已使得他的艺术激情过于饱满，简直随时可以喷薄欲出。徐悲鸿那几幅撼动国人的大画，正是集中地产生于其后的一段时间。
在徐悲鸿留学回国的执教生涯中，南国艺术学院是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经费紧张，田汉主持的这所简陋的大学，事务由学生担任，全院没有职工，以减少办学开支。徐悲鸿名声鹊起，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津贴，还有他应邀给他所敬重的名流画像，人家给的润笔费。至于到南国任教，则不收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己出。
不久，学院由善钟路原艺术大学校址，搬迁至西爱咸斯路。这里的租金较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条件也差，租了两栋石窟门的旧楼房。田汉与徐悲鸿设计，和师生一起改造用房。把两栋楼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东同意，在顶层给徐悲鸿建画室。具体做法是，揭去楼顶屋顶的一半，拆了房顶换玻璃，成了一间采光明亮、宽大敞亮的画室。以当时上海来说，也是一流的漂亮画室，徐悲鸿觉得非常满意。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徐悲鸿要画出中国的油画。
徐悲鸿似乎急于要将他在西方学画感受到的宏大史诗气势，挥洒在巨幅画布上。他的耳畔，时常回响起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绘画会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这种印象，是由色彩的调配，光与影的变化，总之一句话，是那种可以称之为绘画的音乐的东西所造成的。”
狂飙般的情感在徐悲鸿内心冲撞，要急切地寻求一个突破口。不是小桥流水，不是古树昏鸦，而要画出他心中的洪钟大吕。
也只有徐悲鸿，不满足于画几张静物或者画几幅单个人物，尽管他已经画得相当出色，他要选择一个让中国人怦然心动的画卷。于是，他的这幅构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古人杀身取义的悲壮场面。
徐悲鸿画的是汉高祖刘邦的时代，却不是一代枭雄刘邦，而是一个站在刘邦对面的失败英雄。当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之际，率众抗秦的齐国后裔田横，率五百人困守一个孤岛（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如田横来降，可封王或侯，如不来，便派兵围剿。刘邦对田横显然是看重的。田横带两个部下离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离京城三十里，田横举刀自刎。刘邦用王礼葬田横，封随田横来的两个部下做都尉，两个部下埋葬田横，然后也自杀。刘邦派人去岛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鲜明地展现在画布之上。他选取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悲壮场面，悲莫悲兮生离别！徐悲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刻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
也许还是一句老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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