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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爱慕的年轻人，只能眉目传情。
“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私话，即使有偶然的机会，我和他都会尽量地避开。”
这似乎是一个带着古典意味的爱情故事。
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私定终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当徐悲鸿又到蒋碧微家做客时，蒋母在给蒋碧微梳辫子。蒋母随意说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儿了，想来受震动的，是待嫁闺中的蒋碧微，也是暗中倾慕的徐悲鸿。因此，徐悲鸿告辞之后，母亲忙着下楼做饭，蒋碧微独自悲伤，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鸿走出蒋家，借口掉了一条手帕，又返回楼上，似乎也想找机会和她单独面对。
碰到蒋碧微正在伤心，徐悲鸿拍了拍她的肩头，只说了一句“不要难过”，就匆匆离去了。但是蒋碧微觉得，“他像是很了解我的心情”。
徐悲鸿请友人朱了洲给蒋碧微传话：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蒋碧微仿佛被突然带到了悬崖旁，不知所措。担负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声道，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同到法国。
蒋碧微尽管觉得突然，她听说过徐悲鸿想去法国留学，并没想过与自己有关，但她的内心积蓄的好感与爱慕，战胜了所有的犹豫与恐惧。她一口答应了。
悄悄与蒋碧微相约，一起去国外学画，其实是徐悲鸿的一次人生冒险。他怎么能肯定蒋碧微会同意，跟着一个前途未卜的年轻人，离家出走？
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蒋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许配的查先生与她倾心的徐先生，其实哪一个她都不曾了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对查先生抱有敌意，是因为那位仁兄的一个动作。原先在苏州念书的查先生，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也就转到了未来老丈人门下。而查先生弟弟读小学，与蒋碧微弟弟蒋丹麟同班，时常到家里来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来找蒋梅笙，说奉哥哥之命，索要蒋先生出的国文试卷。蒋碧微由此认定查先生没出息，刺激极大。
对比徐悲鸿到上海独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饭的奋斗，蒋碧微认为，这才像个真正男儿。情窦初开的少女，选择所爱的人，依凭的仍是她受到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机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视的。
时至今日，蒋碧微的勇敢私奔，还是令人羡慕的壮举。她不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愿意跟着她倾心的青年悲鸿，去闯未知的世界。徐悲鸿是横下一条心要出国闯荡的人，而蒋碧微却未必非得背井离乡，她本可选择另一条风平浪静的路，嫁到有钱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后是阔太太。这是许多中国女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