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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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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
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
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
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
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
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
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
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
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
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
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
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
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
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
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
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
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
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
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
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
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
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
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
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
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
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
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
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
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
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
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
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
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
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
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
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
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
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
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
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
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
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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