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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严重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
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
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
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
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
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
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
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
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
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
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
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
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
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
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
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
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
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
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
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
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
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
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
‘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
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
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
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
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
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
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
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
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
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
我这种意图都没有过。从未有过这种事！
“情报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和反间谍局长奥列格·米
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都是非常能干的将军。萨哈罗夫斯基比较理性，矜持，少
言寡语，而格里巴诺夫甚至带点冒险主义的味道，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反
间谍工作者来说，带点冒险精神和幻想色彩是很棒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甜蜜的陷阱”
苏联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亲自策划了招募法国驻莫斯科大使莫
里斯·德让的行动，这位大使因喜爱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而著称。
间谍出于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而为情报机关工作，这对情报机关来说真是件
美事。但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是非常稀少的。
基本上是出卖情报。有时是为了爱情，例如爱上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女工作人员。
有时需要借助恫吓招募间谍。
特意为法国大使设置了一个“甜蜜的陷阱”。在床上招募所需要的人是一种非
常复杂的行动。他爱上了大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她是那么地高不可攀，这更激起了
他的欲望。当确信大使已牢牢地上钩后，就可以邀请他去一幢别墅了，这实际上是
幢属于克格勃的别墅。于是他的恋人突然表示愿意与他幽会，还告诉他丈夫出差了。
大使感到幸福极了，一切都很美妙。当然，房间里已装上了窃听设备。半夜，
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候，一个好像丈夫的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来，他
其实是克格勃军官。他巧妙地扮成一个喝醉的、爱吃醋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
时，他装出愤怒的样子，痛打大使，把身上只有一顶帽子的他赶出家门。
女演员大叫：“不要打他！他是法国大使！”“丈夫” 则愤怒地咆哮着，要去
法院告他，向法国政府告发他……这是大使最害怕的。他赶紧向介绍给他的据说是
莫斯科的一个“大人物” 求助。“大人物”在部长会议大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电话被告知大使。这个“大人物”就是反间谍局局长格里巴诺夫。
大使请他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不要闹成国际丑闻。格里巴诺夫不太情愿地同意
试试，但又说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办法。应该同他们建立起关系，也许他们愿意谈
一谈未来的苏法关系。当然，不会涉及什么机密，只是谈一谈……大使什么都答应，
只要不声张出去。他就这样被招募了。但一名叛逃者使整个行动泡了汤，他和盘托
出了为法国人设计的“甜蜜陷阱”。
格里巴诺夫的仕途生涯由于1964年克格勃的一位将军尤里·诺先科叛逃而结束。
反间谍局局长必须对失败负责。
不过，谢米怡斯内在任时抓获了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之一苏联军事情报机
关的上校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他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工作。他的落网是克格勃的
一次重大胜利。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被立即带去见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
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我只不过是想见见他。佩尼科夫斯基嘟哝着说，他没做
任何坏事，没有任何罪责，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下令把他带走……”
佩尼科夫斯基葬送了苏联在瑞典的一名最优秀的间谍。瑞典政府裁军顾问、古
斯塔夫·阿道尔夫国王的朋友、总参谋部的上校斯蒂格·埃里克康斯坦斯·文纳斯
特伦姆在斯德哥尔摩被捕后承认，他为莫斯科工作了15年。就提供的情报的数量来
说，文纳斯特伦姆可与金·菲尔比相媲美。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维塔利·亚历山德罗维奇·尼科利斯基将军曾和他打过交
道。1960年，尼科利斯基被任命为驻瑞典武官。
尼科利斯基将军说：“瑞典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关于其军队的
消息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我们是想借助瑞典人找到刺探北约和美国机密的途
径。我们需要文纳斯特伦姆干的正是这个。他在华盛顿当了5年的空军武官，为瑞典
空军购买飞机，因此有机会接触美国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