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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更灵活、朝气蓬勃和俯首帖耳的人……。
可以说，总书记严重地看错了人，没有发现在克留奇科夫温和的举止、外表的灵活
性和听话的背后所具有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固执，以及他长期努力，甚至迂回前进，
但是一定要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同一年，克留奇科夫获得大将军衔。一年后，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成为政
治局委员，但是没有担任很长时间，因为政治局的组成原则发生了变化，而政治局
本身也失去了其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让克留奇科夫进入新的政权最高层担任总
统委员会成员（1990年3月）和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1991年3月）。
克留奇科夫是在困难的形势下担任克格勃主席的。他那张总是不悦的办公厅主
人的脸逐渐成为当时所说的反对改革势力的象征。改革的进程和事件发生的逻辑不
仅与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直接导致破坏克格勃帝国。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无所不能。
瓦列里·帕夫洛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在回忆那个时期时说：
“我们在那个时期能够创造奇迹。有这么一件事，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铁发现
了两个自制的爆炸装置并巧妙地使它们失灵了。开始调查此案。即使爆炸装置完好
无损，也很难找到它的制造者。但是，由于对在爆炸装置导管中找到的植物做了专
家鉴定，我们找到了线索。分析表明，这两个爆炸装置可能是在苏联推一的一个地
方制造的，这就立即缩小了寻找的地区。而零件本身是很普通的，所以我们可能需
要很长时间来寻找肇事者。老实说，找到爆炸装置的制造者本人毕竟不容易，因为
这个地区是整个共和国，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制造者。而如果没有专家鉴定，我们可
能至今还在犯愁：是谁制造的？
“我负责第五局，即改名后的宪法制度保卫局。没有把揭露间谍的责任交给我
们，但是我们有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成果。
“例如，只有我们才有寻找匿名信作者的本事。这是一项极为耐心细致的工作，
这些专家培养了几十年。
“我记得我们的专家帮助识别具体间谍的情况。手头只有一个不知是何人写的
文件，反间谍局试图自己破案，但是一无所获，只好伸出手来向我们求援。我们的
专家在一个月内就查清了这是谁写的……”
“为什么恰恰把您调到莫斯科来担任第五局局长？您如何对待这一调动？”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我从来不追求到莫斯科来工作。每当要提拔我时，
我就推荐我的同事们去。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作三年后，我接到通知到莫斯科工
作，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安全局是我们国内最大的
安全局之一，我担任局长，刚刚获得将军军衔，连将军服还没有来得及穿，还没有
熨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指责第五局进行政治搜查。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
革喊得很响亮，愿意在第五局工作的人不多。我想，如果我拒绝，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领导们将有理由批评我胆小。
“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不愿听别人说我是胆小鬼。记得小时候大家从
二层楼往雪地上跳，我觉得可怕，但是我第一个跳了下去。可见这个性格特点也起
了作用。
“只有我来到了莫斯科，第一次派我到热点地区长期出差。在这个职务上我没
少出差：在亚美尼亚半年，在格鲁吉亚半年，在塔吉克斯坦半年，经常去乌兹别克
斯坦和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这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是在
总部工作。”
“那么您在热点地区做了些什么呢？”
“1990年1月13日在塔吉克斯坦开始了大规模骚乱。1个小时后我就出发了。飞
机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紧急行动和调查小组以及反恐怖行
动‘A’小组的一部分成员。接踵而飞的是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一个营。规定了具
体任务制止骚乱，找到并惩罚肇事者。在飞机上开始互相介绍时，才知道我们
这批人里谁也不了解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情况。
“在‘A’小组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曾在杜尚别住过的小伙子。我们马上就把
纸摊在膝盖上画杜尚别地图，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城里的战略要地。
“没有任何人在机场接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天气恶劣。我们上了汽车，直奔
共和国克格勃大楼。进了楼，一片漆黑，值班的人对我们要来一无所知。
‘主席在哪里？’
‘在睡觉。’
‘把他叫醒。’
‘不！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叫他。’
‘还有谁在？’
‘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
‘在干什么？’
‘睡觉。’
“已经是夜里3点。但还是叫醒了共和国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们上了三楼。阳
台上架着机枪，但是机枪手睡着了。
“我们把当地的内务部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当我们坐下
来讨论局势时，我们的人已经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
“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平息大规模骚乱。立了70起刑事案，所有这些案件
都被法院审理，所有肇事者都被判决，恢复了合法的政权，全城肃清了匪徒。
“我们动员当地居民，成立了民兵，其中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塔吉克族人和
乌兹别克族人。他们都团结起来，封闭了自己的区，不让匪徒进去。这样我们就使
匪徒们得不到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些由15至20人组成、乘着面包车的机动小组，他们是当地反恐
怖小组的小伙子、‘A’小组的两三个人和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自愿者。只要我们
一接到有关出现暴乱者的消息，这些机动小组就出发去追剿。15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很容易对付100来人。
“半年后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决定奖励这次
行动的参加者，提名授予他们奖章。但是领导认为这个主意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奖励那些镇压的人……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变小了，新的时期来临了，克留奇科夫尽
力去适应它。卢比扬卡起草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法。
该法律于1991年5月生效。
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坚持除了内务部以外，克格勃也应参
加打击团伙犯罪和贪污腐败。后来证明这个主意不是很成功，特工部门不能去寻找
犯罪分子。但是那时克留奇科夫没有反对，他竭力想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可或
缺性，并开始建立相应的克格勃分支机构。
安全人员在电视新闻记者陪同下，开始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检查，查看货架底
下藏着什么东西。
1990年12月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克留奇科夫自豪地说，由于共同努力，
“成功地揭露了日用消费品储藏、运输和销售方面许多重大的盗窃、滥用职权、读
职和玩忽职守的事实”。
克格勃主席告诉代表们，在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工人供应处发现了sbo吨
肉，在图拉的一个基地发现了30万盒茶叶，而在萨拉托夫发现了5万听鲑鱼鱼子酱。
克格勃主席不仅证明了他的部门是多么有益，而且按照老习惯说，所有食品问
题都是领导组织能力不强、破坏或投机倒把造成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后，卖货者不再囤积商品，相反，他
们千方百计地推销，而且尽量多推销。不需要任何克格勃。克留奇科夫不懂得这一
点，或者是他不想懂得。
克留奇科夫关心的是让大家都看到，公开性也扩大到了克格勃。他会见新闻记
者们，有一次还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与她们一起摆姿势。
他甚至公开了对外情报局的档案，允许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查阅一些实际的案件。
我自己就获得了研究出色的俄罗斯歌唱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普列维茨卡娅
及其丈夫白俄军队的将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案件的机会，而
且据别人对我说，是克留奇科夫亲自批准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战争后移居国外，
并在30年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人员给我送来三卷很厚的对外情报局档案，
我研读了它们。
后来才搞清楚，并非所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