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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
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成富农时，邻居们就来拿
走他的财物，再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赶上大车，拉到西伯利亚去。能够理解这些人吗，
他们都是农民……” 一半被赶出家园的农民被送进了林业、矿业和建筑工业部门，去干那些最繁重
的活儿。甚至老人和半大孩子也要在采林区干活，妇女要去挖地。
这些被流放的农民只能住在工棚、窝棚和土窑里，他们几乎得不到医疗服务，
没有钱，也不配给他们食品，冬天他们没有御寒的衣物。出现了大批孤儿，他们无
权得到食品。流放的农民时常5…6个月拿不到工资，地方当局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牲
畜一样。关于这一切，都可以在“格帕乌”总局的汇报中了解到。
在这些特别居住点中，人们就像呆在受歧视的民族聚集区，不仅不能离去，甚
至不能走开一步，不能去学习，不能调换工作。这些限制一直到1947年才取消。
给缅任斯基的指示是：迫使农民交出粮食，把富裕的农户搞破产。农民如果宰
杀自己的牲畜就要去坐牢（根据1930年初通过的新法律条款），完不成播种计划，
搞投机倒把和隐藏粮食都要坐牢。1931年刑法典又增加一条：弄坏了拖拉机也得进
监狱。
刑事处罚当时主要是针对那些不能完成上交粮食任务的人，主要对象是富农。
可是富农不等被捕就跑了，于是地方当局就去搞中农，结果是一样的：中农也破产
了。
中农和富农一样受到迫害。谁要对形势表示不满，那就说你进行反革命宣传；
喝醉了酒以后同地方官吏打架，这就是恐怖活动。法庭审理案件根本不需要证人，
也不听辩护，不遵守法律程序。
按照1932年的秘密指示，所有死刑判决都应通知政治局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
它批准。然而1932年8月7日的法律又允许“格帕乌”总局的三人小组执行死刑判决，
而不经过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批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强制农民加人集体农庄把国家推
人了国内战争的状态。饥饿的人们不让把他们的粮食拿走，农民在全国各地起义了。
1929年全国发生了1300次叛乱每天平均有4次。1930年1月参加动乱的一共有12
．5万名农民，2月份有22万人，3月份有将近80万人……
政治局只有靠恐怖政策才保住了自己的政权。1930年据“格帕乌”总局审理的
案件一共枪决了20多万人。国家安全机关动员人们参加它的工作，把过去的“契卡”
人员又招了回来，这些人是在“全俄契卡”改编为“格帕乌”后精简机构时下岗的。
分散的农民起义差点发展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斯大林禁止动员红军来帮助镇
压起义者，因为红军本身就是由农民组成的，他害怕昨日的农民会掉转枪口来反对
当局。
大概是因为看到了反抗的规模，斯大林及其亲信产生了要进行大规模清洗的念
头，以便铲除所有那些那怕只是在理论上对他不忠的人。
1933年建立了公民证制度，以控制人口的流动。1923年以前在不同的城市里使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证件，最常用的是劳动手册。1923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实行统一身份证制度的命令以后，也仍然可以用各种证件比如家委会证明、
工作证、工会会员证、军人证等等。我在自己祖父的记事本中曾看到过一段记录，
其中说他在民警局里得到了“有权在俄联邦所有城市和乡村居住”的证明，在这个
证件的反面还盖着证明户口登记和已婚的印章。
1932年政治局组建了一个以“格帕乌” 总局副局长弗谢沃洛德·阿波隆诺维奇
·巴利茨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筹建公民证制度。在解释建立此制度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为了有必要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大城市中“把那些与生产及机关工作
无关的多余人口清除出去，把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富农、刑事犯等反社会分子清除
出去”。
在1933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有关发放公民证的决议中明文禁止向
“经常住在乡村地区的公民” 发放公民证，为的是让农民没有可能离开农村。这个
禁令一直到1974年才废止。
那些没有公民证的人就被工农民警局赶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彼得·所罗门在他的书中写道，1932年8月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窃取国家
和公共财产就是犯了死罪。这个法律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制订的。
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只要偷一点儿粮食，就要去坐10年监牢。不少法官都
不忍心把只偷拿了几穗粮食作物的人送去坐10年大狱。
农村的破产导致了1932…1933年冬季的大饥荒。饿极了的农民有时要偷一点儿
粮食给小孩子吃。这时“格帕乌” 总局就开始行动了。1932年，根据8月7日通过的
法律，判处了大约1000人死刑。1933年仅上半年就因此处死了同样多的人。
1933年5月，“格帕乌” 的地方机构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检察院和司法人
民委员部的一封秘密信件，其中说：
“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所有食人案件都应
立即交由‘格帕乌’的地方机构审理。
“如果是先杀人、后又吃人，那么这类案子应按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不由法
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机构处理，而是交给莫斯科‘格帕乌’总局的领导班子
去审理。”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指出，工业形势也并不比农村好。资金投人了完成不了的
胡子工程，而现有的企业却得不到原料和设备，金融系统陷于瘫痪，政府抬高物价，
强行发放债券、印刷纸币，实行食品配给制度。
商店里面一空如洗。食品只能在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才能买到，这些商店除了
外汇以外也收金戒指、金牙套、金十字架和金手镯。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带走
了400…500万条人命。
从政治意义上讲，这导致了“右派”分子们威望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那些
主张在城乡实行温和政策的政治家们更得人心。这些人包括政府首脑阿列克谢·伊
万诺维奇·雷科夫，党内思想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他曾号召农民“发
家致富”）和原工会领导人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
1929…1931年再次实行清党，25万人被开除出党。
政治局不知怎样才能克服危机。很多人还同情“右派” 观点，时常不按斯大林
的旨意行事。斯大林很难胜过雷科夫，因为后者是个受人尊敬的人，能干的行政首
脑，他完全可以争取领导全国的地位。
就像对付所有的对手一样，斯大林后来对付雷科夫也是借助于国家安全机关的。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马雅可夫斯基是自杀还是他杀的？
最近若干年来一些研究者想证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根本不是自杀，
而是被缅任斯基手下的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杀害的。
不错，文学研究者、深人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的人们对这种观点持怀
疑态度。他们更愿引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①的话，这位作家以天才诗人所特有
的那种洞察力曾经指出：“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骄傲的天性才饮弹毙命的。
他是在责备自己或自己周围的某些事，他的自尊心不能容忍这种事。”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关于马雅可夫斯基是被害死的说法相当可信。公众大概更
相信这是一起神秘的暗杀，一个有某些秘密势力参与的阴谋杀害，虽然“格帕乌”
总局的确与马雅可夫之死无关（当然这是少见之事）。
要知道，现在有人想让俄国公众相信，连谢尔盖·叶赛宁都并非自己悬梁自尽，
而是别人把他吊死的。说是有几个作家和一个过去的警察进行了独立调查，而且不
费吹灰之力地找出了可恨的凶手。
然而事实是：已于现代进行过的有关叶赛宁之死的专业性多方面病理解剖鉴定
非常肯定地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诗人是自己投环自尽的，并没有旁人的参与。
在思考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命运时，有些研究者得出结论说：诗人不是自愿离
开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契卡”人员曾对诗人表现出异乎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