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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给它添上已经被捕的人提供的其他一些类似的举报材料和
供词。
内务人民委员部伊万诺沃州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举报材料是逮捕叶若
夫的根据。举报材料很可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写的，要不然茹拉夫廖夫指控人民委
员保护可疑人的举动也太大胆了。只有确信叶若夫的命运已经确定，才有可能写这
种东西。斯大林亲口夸奖了茹拉夫廖夫。他被调到了莫斯科，但是在贝利亚时期被
消灭掉了……
1938年11月23日，叶若夫在斯大林那里。他在总书记办公室呆了近4个小时，从
21点15分呆到午夜1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场，他们当时是斯大林信任的主
要人物。
叶若夫那天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请求解除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并且列举了自己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没有胜任这个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充分抓
好十分复杂的情报工作。我的过错在于，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那样及时向联
共（布）中央委员会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过错在于，当看到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的时候，甚至在内务
人民委员部内部批评这些缺点的时候，我没有同时向中央汇报这些问题。因满足于
某些成绩，想掩饰缺点，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忙，试图改善工作局面。由于改善工
作不顺利，我便急躁起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在政治上不信任某位工作人员，但却拖延解决
逮捕他的问题，等着挑选另外的人替代他。由于这种事务主义的考虑，我看错了许
多工作人员，推荐他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作为间谍被揭露出来了。
“第四，我的过错在于，在坚决清洗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保卫处的工作中我
表现出了对肃反工作者来说完全不能容许的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阴谋家的事情上尤其不可原谅……
“我应该说，虽然我的工作中存在这些缺点和疏漏，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中
央委员会的日常领导下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 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
同志许下布尔什维克的诺言和义务：我将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牢记所有这些教训，
注意自己的缺点，在中央认为有必要使用我的任何岗位上改正缺点，不辜负中央的
信任。”
甚至像叶若夫这样的人也有些幼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应该明白等待他的是
什么。可是他却相信，像他这样忠于斯大林的人会得到宽恕。可以被撤职，可以被
逮捕，但是不会被枪决。为什么要枪决他呢？
然而，他的辩解没人感兴趣。叶若夫和他的一班人马成了废料。内务人民委员
部已经交给了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为首的新班子。新班子努力地消灭
着自己的前任。
更换班子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一切过火行为和错误的责任推
到叶若夫和他的人身上去。党严厉处罚了违法者……人们看到了斯大林有多么公正，
看到了当周围有这么多敌人的时候，他处境多么艰难。
与叶若夫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1月24日，斯大林签署了完全中性的政治局决定：
“1．满足叶若夫同志关于解除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请求。
“2．保留叶若夫同志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水运人民委
员的职务。”
指出的解职原因对叶若夫来说是非常体面的：“一方面考虑到叶若夫同志在声
明中陈述的理由，另一方面考虑到他有病在身，无法同时领导两个重要的人民委员
部。”
又过了一天，即11月25日，贝利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
对叶若夫的压力增加了。
1939年1月10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鉴于水运人民委员叶若夫同志经常不按时上班，并且置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的屡次警告于不顾，继续在下午3点、4点或5点到水运人民委员部上班，对工作和履
行人民委员的职责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兹决定：
1．就轻视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给予警告处分，并且警告今后不得再有这种现
象。
2．责成叶若夫同志准时到人民委员部上班并正常领导人民委员部。”
他这个中央书记甚至没有被选为党的18大代表。
1939年4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完不成运输计划的水运人民委员
部分成两部分海上船队和江河船队。这样叶着夫就丢了工作。
第二天，4月10日，刚刚当选为中央书记和被任命为领导干部局局长的格奥尔基
·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把叶若夫叫到了自己办公室。他坐在叶若夫红极
一时的时候坐的那把椅子上。然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时代结束了。前人民委员
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了。逮捕证是新人民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
亚签发的。
他被关进了苏哈诺夫特种隔离侦讯监狱。那里关押的犯人为数不多。
被捕后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张便条：
“拉夫连季：
虽然对我作出的和我按照党员义务接受的结论很严厉，但是我凭良心向你保证，
我将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斯大林同志。
你的叶若夫”
叶若夫病了。他得了结核病和牛皮癣。当把他送进监狱医院时，没让他用自己
的名字，在病历上写的是“1号病人”。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
库莫夫后来在监狱医院里也被人起了大致相同的名字“15号囚犯”。
叶若夫被指控“有叛变观点和间谍观点，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有联系，与
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联系”，搞阴谋，策划在1938年
11月7日搞政变，搞破坏活动。
叶若夫承认，德国情报机关在1930年招募了他：“利用党员的外衣作掩护，我
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欺骗，要两面手腕，进行反对党和苏联人民的冷酷无情的和隐蔽
的斗争。”他承认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
他承认，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讲述了工农红军骑兵监察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和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这
两位元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的犯罪活动，还说
苏联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与敌对分子有关系。
这意味着，肃反工作者也收集这些人的材料。这张网非常大，它实际上撒向了
国内所有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人。只要斯大林表现出兴趣，所需要的案卷就会放到
他的桌子上。
不过，这些材料没派上用场，所有人都继续享受自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斯
大林宽恕了一些人，处决了另一些人。
叶若夫承认，他曾策划针对领袖的恐怖行动曾打算在宴会上或在看电影时
向斯大林开枪。
总之，叶若夫承认了一切：“我不否认曾经酗酒……我经常带女孩子到一个朋
友家去过夜。”
根据刑法第154条第1款指控他使用暴力或利用受害人的依从状态搞同性恋。不
过，判决书中未列人这一条。叶若夫本人承认自己“道德上和生活上腐化”。他说：
“这指的是我早就有的恶习鸡奸。”据他讲，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有了“双
方都积极的关系”。
压制同性恋者在苏联和德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
俄罗斯历史学家发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亨里希·亚戈达写给斯大林的
一份落款日期是1933年12月13日的报告：
“为了在近期内取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性恋者团体，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已
查明了举行同性恋聚会的各种场所……
“同性恋者把完全健康的青年、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和某些大学生拉下了水，
使他们变得道德败坏……
“我们没有可作为依据来打击同性恋者的刑法……我认为，必须颁布关于搞同
性恋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应法律。”
通过了有关法律，而且同性恋者像政治犯那样受到了未经司法程序的审判。
1934年春天，肃反工作者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发现了同性恋者，并于4月份逮捕了
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处处长德米特里·弗洛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