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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
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对外情报局突然说，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
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好像曾把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交给了尤利安·谢苗诺夫，但是建议他把德国人改
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
密。尤利安·谢苗诺夫没有怀疑过布赖滕巴赫。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
命运很悲惨。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
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1941
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
机关把一个训练得不到家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
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
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
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
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
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
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
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
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
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显耀和令人感兴趣
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我在柏林走过了好像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
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
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
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
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
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
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
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
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
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
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
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
（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
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
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
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
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
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
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
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
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
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
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
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
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
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
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
况：
“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
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
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
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
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
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
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
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
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
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
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
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
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
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
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
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
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
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
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
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