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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1953年担任内务部第二总局（对外情
报局）某处处长，他对我讲述了贝利亚突然将其叫去，派他前往罗马尼亚一下子担
任两名罗马尼亚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高级顾问一事的经过。
“您是不是得到了贝利亚的特殊信任？”
“我对他来说是个新。贝利亚最近几年没有直接领导过国家安全民委员部和内
务民委员部，整个这一时期我不在他的视野之内。1953年是我那良好的工作鉴定和
一局领导对我的好评发挥了作用。”
“那么他为什么派您去罗马尼亚呢？”
“我第一次被派到那里是在1944年9月初。我在那儿呆了3年，认真研究了这个
国家、那里的风上情、们的心理，熟练掌握了罗马尼亚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曾
装扮成地道的罗马尼亚，我的长相也帮助了我。我不想放弃在总部机关的工作。我
曾试图劝说局长取消我的候选资格。可有什么用：没有敢违拗贝利亚。”
“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这是个阴险狡猾、残酷无情、踏着许多的尸体走向权力顶峰的延臣。贝利亚
的脑子很敏锐，精于算计。他熟悉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技巧。
“在1953年3月来到内务部之后，贝利亚对战后这些年情报机关的工作提出了尖
锐的批评，开始对该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对派驻民民主国家的顾问班子进
行了改组，让那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工作员担任领导。他要求他们熟练掌握驻
在国的语言，不用翻译就能同保密机关负责和国家领导进行交谈。
“他认为，对待我们的盟友应当更加尊重和信任，因而他坚持要求顾问们不要
干预他国内政，对那些‘不保险的’事情，特别是那些由最高领导层内部斗争而引
发的事情，不要提建议，以使任何都没有任何借口说，这些事是应苏联同志的指示
而发起和实施的。”
“您从贝利亚那里得到了什么指示？”
“我刚在罗马尼亚首都熟悉了一下情况，6月17日就在柏林爆发了工反对东德政
府政策的运动，这次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了下去。贝利亚打电话给我，预先告诫我；
‘您要用脑袋保证在布加勒斯特不发生此类事件。’他还吩咐我每天向他本或者是
他的第一副手科布洛夫汇报罗马尼亚局势，科布洛夫当时分管对外情报工作。
“战时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罗马尼亚军队的一些精锐师以及边防部队被调往布加
勒斯特城下，加强了城内和郊区的巡逻……罗马尼亚当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贝利亚被逮捕的那一天，我的专线电话不响了。我没能给莫斯科打通电话。
“大约过了一个月，像其他高级顾问一样，我也被召回：‘对您的任命没有经
过苏共中央的同意，因此您被解除职务。请您等待新的命令……”’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执掌国家大权
如果以为当时所有都憎恨贝利亚，那就错了。当“医生杀犯”被释放，而那些
将他们送进大狱的受到惩罚之后，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科学院院士雅
科夫·鲍里索维奇·泽利多维奇不无自豪地对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说：
“这可是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搞定的！”
一些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惟一的保护者和惟一的
依靠。”
阿列克谢·阿朱别伊曾听过他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盛大集会上的讲话。从外
表上看，他体态发福，脸部浮肿虚胖，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穿的衣服又肥又大。
但他讲得却很精彩，几乎没有口音，声音清晰而威严。他巧妙地利用停顿，然后突
然抬起头来，期待鼓掌。他的报告不落俗套。
既是教授又是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当年是内务部的一
名年轻的军官，他对我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当年对我来说是个完美无缺的物。《肃反工作者进行
曲》中有这么一句话：‘贝利亚指引我们跟随斯大林向前进’。我觉得，他的权威
是不容置疑的。我曾在喀山军事学校工作过，身边服役的是塔什干苏沃洛夫军事学
校的毕业生。他们简直就把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奉若神明……”
要不，有可能是怕他？
他并没有改革国家生活的计划，但他渴求权力，并且明白，应当在党内找到依
靠以各民族共和国中央和各州委的书记为代表的依靠。他这样做比赫鲁晓夫这
样做要困难。那些第一书记们了解赫鲁晓夫，虽然对他有一点瞧不起，但还是把他
当作自己。而贝利亚只能做到让他们害怕自己。可光靠让害怕是把持不住整个国家
的。
1953年们产生了政治真空感。国家由集体领导统治，党的宣传机构不知道该突
出谁。国家首次没有了领袖。
主要政治领导的名字几乎不被提及，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报道。报纸上偶尔闪现
的只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名字，他一个出席外交会晤，接收外国信件并作出回复。
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认认真真地向先进工作者颁奖。
党的书记们不知道该听命于何，不知道该吹捧谁，向谁汇报工作，于是感到不
自信。克里姆林宫里那过于复杂的纸牌卦令他们感到害怕，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
希望看到局势明朗化。
贝利亚把赌注压在了各民族共和国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之上。他认
为，应当给予这些共和国更多的权力，首先是在选拔地方干部问题上。令各共和国
感到不满的是，给他们派来当领导的都来自于国家的另一端，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
环境，也不懂当地语言他们也不想知道这些。可他们为处事却像主子一样。
此外，他的建议似乎意味着停止同民族主义作斗争，而当时，杰出的电影导演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任科因为拍了一部关于乌克兰的影片而被禁止从事创
作活动。贝利亚反而建议发展民族文化，用当地语言教学，还想设立各民族共和国
自己的勋章。这令地方书记们感到高兴。他们将有可能任命自己的、而不是莫斯科
派来的担任第二书记。
他向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份有关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情况的
报告。其中谈到了立陶宛和西乌克兰的迫害镇压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情况，谈到了强
制推行俄罗斯化和干部政策中的错误。
依照他的这份报告，很快通过了决议关于选拔民族干部的决议，关于各共
和国重要工作员应当懂当地语言并且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的决议。
维利斯·克鲁明什50年代曾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他后来回忆说，
1953年6月，政府第一副总理贝利亚的报告和指示发到里加，指示要求将公文译成拉
脱维亚语。上级任命的官员中，不懂拉脱维亚语的调离，听候苏共中央任用。
当时列出了一份包括107的名单，这些应当被打发回家。有给莫斯科打了电话：
怎么能赶走这些？要知道我们刚刚请他们来到拉脱维亚。
中央威胁说：“如果不执行指示，将负党内责任。可能还不止是党内责任。”
一些党务干部立刻就忘记了俄语。共和国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
亚诺维奇·佩尔谢说：“干部应当拉脱维亚化。”可贝利亚不久就被逮捕了，原来
的指示全都取消。此时拉脱维亚已不急于采取新举措。
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斯大林塑像一直摆放到1959年中期。克鲁明什
曾对总务主任说：
“你把它搬走！”
总务主任却去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佩尔谢
小心翼翼地说：
“再等等吧。”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里加。他看到了塑像，对第一书记扬·爱德华多维奇·
卡伦别尔津说：
“你们怎么搞的，找不到牵引车把它拖走吗？……”
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致函中央主席团，谈了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
结构问题。他写道，在内务部及下属机构中的领导职位上几乎没有白俄罗斯族，
“在共和国、州和区一级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任用白俄罗斯族干部的情况也大
致如此”，在西部各州，几乎根本就不用当地的白俄罗斯族。学院里只用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