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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管子。他忍不住对护士说：“哦，他们病得可比我要严重得多呀！”可是，护士的回答却是：“错了，实际上你的病才比他们严重得多呢！他们把自己当成是心脏病的受害者，而你却想着如何恢复得更好。”
比尔身上的精神正是我所需要的。不过，我更需要另一种精神。
周日，康妮和我来到了经常去的教堂，它是位于迈迪逊大道和71大街交叉处的圣詹姆斯教堂。
在确诊之后让人沮丧的几天里，我脑子里却从来都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幸的是我呢？”尽管接下来的几周让人感到哀怨，但是在此之前，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幸运，而世界上很多其他人却在经历着更大的不幸。因此，我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打击，也不认为是冥冥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我来承受这份病痛。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我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中的一位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像我一样做到组织内最高职位的领导者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怎么不是其他53岁的美国男天主教徒呢？为什么偏偏让我得了这无可救药的晚期脑癌呢？在我的家族中，从来都没有人患过癌症。我的身体一直很棒，事实上，我这一生中很少生病。我经常跑步、打高尔夫球和网球，从来都不吸烟，饮食也很健康，每天早上5时半起床，每天夜里11时准时上床休息。可是我却身染这样的绝症，真是有些难以解释。
我怎样才能让一切回归正轨？哦，让我换个说法吧：因为一切都不可能回归从前了，那么我怎样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呢？
我在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很多能力和乐观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比方说，在一笔生意失败后迅速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让整个公司和团队很快迎接新的胜利曙光），现在这样的能力和处事态度还能帮我再下一城吗？面对眼前如此艰险的处境，从前我用来鼓舞员工的话语都已经丧失效力了吗？抑或我在艰难的小道上应该继续保持原来优雅的步姿，坚持我心中的信念，让它们继续能够发挥功效。
11。我决心实现三个目标
我一直提倡要有不达目标不放松的韧性：确定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既然我们已经和医生一起找出了真正的病因，我决心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辞去工作；2。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能够让我……3。让接下来的时日变成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让它给那些因为我的病情而遭受打击的亲友创造一份美丽的回忆。
尽管我已经做出了上述决定，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我自己和亲友都能明确我的目标。我要坚韧不拔地做好这三件事。我想其他和我相同处境的人肯定也能够想到该走什么路，不过总是犹豫彷徨，害怕无法坚持走到底。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的意志力更坚强，我想要表明的是：如果坚持我职场发展中的那些信条，继续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这对于我是最有利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明确的目标、专注和执行力总是非常关键的。
很快，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就转移了，从为公司设计的规划转移到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上来了。作为公司的领头人，我一直关注为公司打造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现在，我必须要学会领悟当下的价值。
6月8日，也就是在我轻松地去第一次看诊两周之后，我告诉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我就要离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岗位了。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我要度过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我说我会参与公司管理层的交替，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公司。我并没有使用“权力临时转移”或是“权力断层”这样的字眼。我并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我在公司的使命已经完全结束了。如果我不这样说的话，对公司和新的董事长都是不公平的；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新的领袖。我希望继任者能够继续执行我为公司确立的行动规划，因为我觉得它们正在提高组织的绩效。但是，具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领导风格和发号施令本身，都将由另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我。
不仅如此，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实事求是的话，那么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放出话说某一天可能还会回到公司，那无异于是自欺欺人，因为脑癌的病症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我的辞职给公司带来影响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工作对我人格塑造的重要性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逊色。我在公司已经干了33年了，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当我刚来到这里时，公司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小。当公司合伙人在拜会客户的时候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这一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可是，我必须要忠于自己的信念，忠于未来，因此我必须要离开，立即离开，不留一丝影子。
我离任的消息刚刚见诸媒体，慰问信和电话就像雪片一样向我飞来，每封信和每通电话都让我感到温暖。很多商界的朋友和我本人或是办公室联系，向我传递了他们的支持、难过以及震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在问候我的时候，语气尤其诚恳。我知道这种互相关心在其他行业中可能也存在，但是我们同行之间向来是以关系融洽著称的。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天崩地裂，不过感受到同行之间依然存在的那份关爱，真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我很快就离开了公司掌舵人的岗位，隐退归山，这也正和原先我所设想的一样（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资深合伙人的虚职）。我原先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会让人看了都感到胆战心惊，接下来好几周甚至半年以后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现在，中间的很多活动要不取消了，要不就由公司其他人代为参加，或者很快就会由公司新董事长来接手。我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也在协助做好工作交接。这一过程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其实，我处理这些事务也基本上是通过打电话解决的，在家里打的电话。
在第二天和一位董事通话的时候，我出现了第一次惊厥。说起来这次惊厥还真有些好笑。这次的惊厥并不严重，医学上称之为“局灶性惊厥”，因为在我大脑中出现的电波并没有波及整个大脑（而在全身性惊厥发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是影响到大脑的某块区域，影响到局部的神经网络。当时，我躺在床上打电话，和一位董事在讨论人事调整的问题，我的右脸颊突然开始痉挛。为什么会有些好笑呢？因为我竭尽所能想让自己右脸颊的肌肉不要颤抖，这样我说的话才能让对方听明白。
12。这种局面一直延续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来，我和家人给医生打了电话，增加了用药剂量。3天后，我又出现了另一次局灶性惊厥，出现肌肉痉挛的现象，我的服药剂量再一次增加了。几次痉挛并非都和运动皮质区有关，这会造成肌肉颤抖。有些痉挛同视觉皮质区前额叶有关。幸好，我的这些痉挛都不是全身性惊厥，否则我就会躺在地上抽搐不止。经常，我会微闭双眼，这样可以减少视觉皮质区影响的痉挛造成的冲击。康妮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表情麻木，好像我的目光穿过了她，而她却琢磨不到我的所思所想。
其实，惊厥并不是我病情最早出现的症状。最初，我的视力就受到了影响，因为我脑部的一个肿瘤压迫到了视觉皮质区。在确诊后的几天之内，我的视力就下降了很多。眼前一片模糊，甚至都无法填好一张支票。在我的视野之中，有三分之一的视线是由黑点所占据的，视野的右侧尤其明显。我可以看清正前方，不过当我沿着街道走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在右边搀扶着我，否则我就容易撞到街边的路灯。因为我总是半睁着眼睛，所以我必须特别小心。
尽管我的头脑总体上还保持清醒，但是我经常也会感到有些迷惑。我必须重新学习该怎样穿衣服，我必须要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去穿衣服才行。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衣服都是由别人给我准备好的。康妮会把我的衬衫倒放在床上，这样当我拿起衣服的时候，就能够直接套上了，而不会穿反了（康妮已经把我所有带袖扣的衬衫都收起来了，因为摆弄好袖扣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难了）。后来，穿衬衫变得简单了些，不过要想穿上一件套头衫就难了。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衣服穿上，不过我自己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有一次，我挣扎着想要套上一件毛衣，恰好吉娜在门口见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