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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记之”。攻灭乃蛮部落之后，他命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教蒙古贵族子弟读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纪录下来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视法律的成果，建国后，他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即“大札撒”。他还把自己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国由蒙昧的状态逐渐步入文明社会，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元帝国的建立开创了有利的局面。国力的昌盛和军事的强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满足于蒙古各族内部的统一。他的目光穿过苍茫辽阔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朝，以及赵氏宋朝。相对于强势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显得最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国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这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军事实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纳贡为由开始了第二次征讨，此次战争历时数月，后因夏日酷热而草草结束。短短两年之后，经过一年多练兵备战的蒙古军团第三次派兵进攻西夏。这一次有备而来的蒙古军队迅速击败了西夏，包围了西夏京城中兴府，由于西夏的拼死抵抗，蒙军始终没能攻下该城。但城里的情况也危急万分，西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财物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之后 ，西夏对蒙古政权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也为其日后攻打金国奠定了基础。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1250年以后，开始走向没落，但仍不失为一个强悍的。1211年，成吉思汗以为曾被金国杀死的酋长俺巴孩报仇为名，向金发动攻击。
蒙古军队一路挺进，节节胜利，于1212年攻破宣德州、兴德诸要塞；第二年秋，双方激战于怀来，金军大败，蒙军趁胜围攻金国中都。1215年五月，蒙军占领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养士卒的成吉思汗暂时同意讲和。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王国首都寻思干在强大的蒙军攻击下迅速沦陷，国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个小岛上。这次西征历时八年，于1225年结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给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花剌子模王国的灭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备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后，蒙古帝国又进行了两次西征，并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一度使蒙古帝国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当时著名的学者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曾称他为“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西征回军后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击，这一次，他誓将西夏灭亡。但此时的成吉思汗旧伤未愈，又添热病，不久便在六盘山逝世。临终他留下三条遗嘱，其中一条就是如何灭西夏的。遵照这一遗言，臣子们对成吉思汗的死亡，不发丧，不举哀。西夏人以为成吉思汗未死，于抵抗无效后举国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死后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护送回蒙古故乡将其秘密安葬，没有陵墓，没有寺庙，没有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这样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遗愿并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广阔的蒙古帝国把蒙古社会送进了先进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国家体制，创建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壮大蒙古帝国的势力，为以后的空前大一统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有了他的东征西战，扩展疆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元帝国！盛衰兴亡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渐次占领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国等四国辽阔的疆地，组成庞大的元帝国，我们称之为元朝。在中华帝国传统的管辖区域内，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了。随着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掉了金，元与宋政权的正面冲突已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1257年，当时的大汗蒙哥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遭到了实力犹存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哥也于1259年7月死于军中。急于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即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宣布自己即汗位，并于公元1264年击败了同样称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忽必烈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即于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经过五年艰苦卓绝地战争，才占领襄阳；又于1276年围困临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谢太后开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末帝赵投海自杀，南宋王朝彻底终结，元朝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元帝国建立和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从最初的部落之争到蒙古帝国四处征战，从元朝的建立到最后的灭亡，无不处在南征北战的烽火中。元朝统一天下后，对军制作了一些改革，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与管理。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等。元初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以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局面。所谓汉法，不仅是指中国传统的统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应而言的。为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元朝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各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设路、府、州、县。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推行汉法，还包括保护和发展农耕经济。西夏、辽、金、宋与蒙古族政权之间二、三百年的战火，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中原和江南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应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们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同时，元朝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兴修水利，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等等。由于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元朝各地的农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期间，水利灌溉业发达，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都市的繁荣。元朝的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机构，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著名的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这样描写当时盛况的：“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的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五万人参加。”元朝的开放和兴盛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元帝国地域的广大和发达的海内外交通与贸易无法掩盖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有如此的描述：“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
为了维护其作为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元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它把当时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因此也称之为回回，又因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颇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