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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虎问：“行，什么事？”
赵大队长从床垫下面窸窸窣窣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五元一张共六张三十元钱，递给成虎说：“我腿摔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床。麻烦你，按照信封上地址，帮我把这三十元钱寄出去。”
成虎接过钱和信封，只见信封上写的是山东莱西的一个什么村。赵大队长说：“汇款人，不要写我的名字，就写‘知名不具’。”
成虎不解地看着他，这时，赵姨从厨房里走出来了：“老赵啊，你儿子要结婚啦！”
成虎赶紧把钱收起来，和赵姨搭讪了几句，起身离去了。出门的时候，听到赵大队长一声长长的叹息。
成虎帮赵大队长把三十元钱寄走了。那时候三十元钱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也不算少。赵大队长一个月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起来也只有二百多元。成虎看见那只发黄的信封里，有一叠汇款收据存根，都是“知名不具”，表明赵大队长已经寄了很长时间了。
第二天，成虎把寄钱的收据送给赵大队长。这天艳阳高照，后院里撑满了竹竿，竹竿上挑满了被子。
赵家人也把赵大队长抬到了院子里晒太阳，他窝在墙根儿，坐在一个旧藤椅里，那只上了石膏的腿架在一只方凳上，身上仍盖着那件旧军大衣，眼睛眯着，半睡半醒的。成虎走到他跟前，发现他的胡子几乎全白了，仍是那种灰白，像冬天原野上经过无数次霜打的枯草。
赵大队长睁开了眼睛，将旁边一张小板凳上的茶杯拿开，说：“你来了，坐坐。”
成虎说：“钱已经汇了，这是汇款收据。”
赵大队长说：“哦哦，放这儿，放这儿。”将信封接过去，马上塞到胸前的口袋里。
成虎说：“赵伯，下个月您要还不方便，我再帮您汇。”
赵大队长说：“唉，下个月不知道还有没有钱汇哟。大成那小子跟我闹，不知他在哪儿听到，这次拆房还房，如果要想多要房，可以花钱买。他要我帮他买一套新房，我哪里有钱？”
成虎说：“我也听说了，这次拆老宅，各家按已有面积还新房，要想多要，需另外补钱。”
赵大队长愁容满面地说：“房，钱，逼死人啰！”
成虎问：“赵伯，老家还有什么人需要你每月补贴？”
只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造孽哟！”说完直摇头。
成虎听出这中间有难言之隐，赵伯不说，他也不好问，只好默默地陪坐在旁边。
也许是阳光太强，也许是根本就不想把眼睛睁开，赵大队长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像是对成虎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前几年搞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几个外调的人员，调查四三年抗战时候的一件事。”
这件事，让成虎听得心灵震颤。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赵大队长在家乡担任武工队大队长。他们家乡紧靠铁路边，是日本鬼子和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白天由日本鬼子占领，晚上鬼子撤回炮楼，八路军又来了，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八路军在村里建立了堡垒户，掌握着村里的实权，但鬼子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在村里安插内线，于是八路军又把内线安插到鬼子的炮楼里面去。因此，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非常残酷，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头落地。用赵大队长的话说：“难啦！银（人）心隔肚皮呀。”
武工队除了打鬼子，还要清理内部的叛徒。
有一次，一个照顾八路军伤员的堡垒户连同藏在他家里的伤员，被鬼子抓走杀害了。不久，炮楼内线传来的情报说，是一张盖着某村村长私章的纸条，向鬼子报告了伤员的消息，但他不知道是哪个村村长的章。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正在家睡觉的赵大队长听到有人跳进了院子，立即爬了起来，从枕头下抽出手枪。这时听到门上有两长两短的敲门声，是自己人敲门的暗号，交通员来传达上级的密令。上级命令赵大队长去严惩叛徒，这叛徒竟是他的大舅子。大舅子是邻村的村长，向鬼子告密的纸条上盖的就是他的私章。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来人说当天夜里一定要执行命令。
为了革命，赵大队长不是第一次杀人，但那杀的都是敌人，现在却是去杀自己的亲人。穿衣的时候，他一阵一阵地发冷。但他心里明白，别说是大舅子，就是自己的亲爹亲儿子也得执行。他带上枪立即出发了。
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给他披上棉袄。她怎么都不会想到，丈夫要去杀自己的亲哥哥。
走到院子外面，门口还有几个人，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出发了。赵大队长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几个武工队员跟在他身后，只听到“沙沙”的脚踩枯叶的声音。他熟门熟路地摸到了大舅子的家门外，站在窗台边轻轻地喊了几声。
尽管是在深夜，大舅子很快就披衣出来了，见是妹夫，就问：“有行动？”
“是。”赵大队长只说了一个字，转身就走。
大舅子二话没说就跟上了。
一路上，谁也没说话，仍然只有“沙、沙、沙”脚踩枯叶的声音和风刮着树叶“哗啦啦”的声音。村长一句话也不问，默默地跟着走。
走到村外一个破窑口，赵大队长突然停下来，大舅子没止住脚步一下子就撞在他身上。赵大队长顺势捂住了他的嘴，后面的人立即一拥而上，把村长结结实实地捆上了。从头到尾，村长也没有说一句话。
赵大队长对成虎说：“不是用枪打的，怕惊动了鬼子，因为鬼子的炮楼离得很近，是用绳子勒死的。勒死以后，将尸体一直拖到鬼子炮楼的出口，还在尸体上放了一张写着‘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的纸条。然后，我回到家又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
赵大队长说：“那时候革命就这么残酷，六亲不认！”
但是，赵大队长的后半生却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
前几年从老家来了几个搞外调的同志，把这个案子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当村长的大舅子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刻了一枚私章挂在腰上，有事就盖上，证明他同意。
出卖伤员和堡垒户的叛徒知道炮楼里一定有八路军的内线，为了不暴露自己，谎称告密的字条是出村的路条，要村长盖章。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舅子稀里糊涂地盖了章，为此把命送了。
多年以后，真正的叛徒被抓了，在审讯中把这件事供了出来。可办案人员竟然将材料放进档案，让它石沉大海了。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别的案子查案卷时，带出了这份材料，大舅子的冤案真相才大白于世，当地就给他平了反。这时，他的老伴已经双目失明，身边又没有儿女，生活非常凄苦。
杀死村长的命令是上级发出的，赵大队长只是个执行者，可他毕竟是亲手杀死了大舅子，当从外调同志的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的心立即抽起来般的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怎么办？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省出三十元钱，寄给大舅子的老伴。每月挤出的三十元，几乎改变了赵大队长的生活。因为他的工资每月交给老婆以供家用后，剩下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拮据，使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悄悄捡过别人的烟头抽。
在战争年代，赵大队长不止杀了一个人。战争哪有不流血的？赵大队长曾经理直气壮地想：战场上，我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我，杀我的同胞和同志。
对于亲手杀死大舅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赵大队长内心的一个隐痛，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但他一直以自己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来安慰自己，因为自己杀的是人民的敌人。后来，却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错的，自己错杀了一个同志，错杀了一个亲人。
他的内心永远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
还是那句话：革命是残酷的。
听了赵大队长的故事，成虎心里像塞了一块脏抹布堵着，憋得慌，又呕不出来。因为一个偶然，错杀了自己的亲人，又因为一个偶然，把错杀的真相翻出来了。不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对大舅子是残酷的；揭开了这个历史的真相，对赵大队长也是残酷的。虽然历史并不会要赵大队长承当责任，但良心的不安，将残酷的折磨着他的余生。在每月那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三十元钱寄给死人的遗属，可以使他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历史的错误，他承受得起吗？应该由他来承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