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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媛媛和丈夫小郑的蛇皮袋里装的都是“大阪西服”。工商局最近查得严，查到了，不仅西服要没收，还要罚款。这些西服进价很低，利润可观，又是不合法的生意，在福建进货时就是一手钱，一手货。运到宜市，批发者和零售者，也是一手钱一手货。因此，西装到你的手上，卖掉卖不掉，货款都已经付出了，如果被没收，就血本无归。还要罚款，有时候一次罚款把一个月赚的钱都罚光了。老宅里住着工商局的张和顺，虽然他只是管菜市场的，杜媛媛还是要提防着他。
一进屋，杜媛媛就叫了一声：“累死了！”然后把那蛇皮袋往地下一扔，一头倒在床上，散了架似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小郑比杜媛媛晚几分钟进门，这是他们俩事先约好的，由于担心被工商管理人员同时查到，杜媛媛让小郑在任何时间都和她保持十几米的距离，万一一个人被查了，另一个还可以脱身，防止被工商人员一网打尽。小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也把蛇皮袋放到地上，就去翻箱倒柜地找东西。
杜媛媛睁开眼睛问：“找什么？”
小郑说：“找消炎药膏。”
杜媛媛又问：“怎么啦？”
小郑边翻抽屉，边说：“肩膀破皮了，背包背的。”
杜媛媛一听，就从床上起来，边帮着小郑找药膏边说：“你哟，真是个细皮嫩肉的。”
杜媛媛帮小郑搽药，发现他的肩膀上真的被蛇皮袋的带子勒破皮了，叹了一口气说：“唉，挣点钱也真是不容易。咬咬牙，等把钱凑足了，我们买个大房子住。”
小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上海产的大前门牌，抽出一支，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可能是吸得太猛，被烟呛着了，立即咳了起来。小郑的烟瘾并不大，他抽烟主要是讲派头追时髦，公开场合掏出一包锡纸包的“红牡丹”，给在场的人一人一支，全场扔一圈，你立即成了核心，好有面子。小郑也是个上海人，在工厂时，他只是个小小的钳工，修织袜机的，技术一般，除了长着一张小白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吸引姑娘们注意，他就特别讲派头，除了下班一身光鲜，戴了一块“卡西欧”日本电子表，就是抽锡纸包“红牡丹”香烟。可现在杜媛媛把他抽的烟降级，变成了“大前门”。他抱怨说：“连烟都降级了，还有大房子住？”
杜媛媛说：“别抱怨了，忍忍，等咱们成了万元户，别说‘牡丹’，就是‘大中华’，我也可着你抽。现在，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攒钱买房子，去烧饭吧。”
改革开放十来年了，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心理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发财的欲望。杜媛媛一直在做着万元户的美梦，并为此做出了许多牺牲。辞去国营单位的公职，下海经商，就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没有任何保障了，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社会对个体户有很大的偏见，很多人认为个体户就是坑蒙拐骗，因此个体户得不到人们的尊重。背着蛇皮袋满街跑，对于最爱面子的上海人杜媛媛来说，已经是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改变她的动力当然主要是钱。
为了钱，杜媛媛精打细算，真的是到了“一个铜板掰开当两个用”了。小郑的烟被她降了一级，而且数量也有控制。小郑是个“妻管严”，家里一切基本上是杜媛媛说了算，他也乐得百事不管。但降低了抽烟标准，小郑很不满，他边起身去烧饭，边嘟囔着：“你也快变成钱启富了。”
杜媛媛不解地问：“什么意思？我怎么成了‘对眼’啦？”
小郑回头说：“你现在不也是把一块钱看成两块钱吗？”
杜媛媛听后哈哈一笑，说：“我呀，我是希望能把一块钱变成两块钱来花。我知道你死要面子，行，如果你还要抽‘牡丹’，就少抽点，你如果还想一天一包烟，你就抽‘大前门’。要面子就没有里子，要里子就别要面子。”
为了控制小郑花钱，杜媛媛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最爱美的她，对自己心仪的服装和化装品也克制着，能不买就不买，生活当中能省则省，一心一意地、五元十元百元的积攒着钱。过去，杜媛媛对风险太大的生意不敢做，现在只要能赚钱，也敢冒险了。她托人从福建贩来“大阪西服”，然后送给别人去卖，卖完了再收钱。这样，利润空间要大一些，但承担的风险也大。
杜媛媛拼命挣钱和拼命省钱，是为了在老宅拆除后，将来还房子时能多买一点面积，实现自己十几年来的梦想。每天中午，她都和小郑赶回家来吃中饭，就是为了节省一点在外面吃饭的费用。
小郑赶快进厨房烧饭，今天早晨夫妇俩都没吃饭，到现在还是空着肚子，他也饿了。
杜家住的是轿子间，没有厨房，如今烧饭的地方，是在前院靠他们家后窗的地方，接的一小间披屋，然后把后窗打开变成门。厨房里放了一个煤炉，一个老式的碗柜和一堆煤饼。小郑把封住的煤炉捅开，把锅坐上，把水壶里的热水倒进锅里，水烧沸以后，把昨天的剩饭倒进去，然后把一盆青菜也倒进去，他在做泡饭。上海人吃剩饭一般都是做泡饭。最简单的泡饭就是直接用开水泡，如果用火再煮一煮，再把没有吃完的青菜倒进去，就叫菜泡饭。菜泡饭是长江下游一带的特色主食，它最初却是贫穷人家吃剩饭吃出来的。
烧泡饭既简单又快，一会儿，小郑就端着一碗泡饭送到房间里来了。看见杜媛媛睡着了，他不忍心喊醒她，又退回厨房，把泡饭倒进了锅里，然后回到房间，找一床毛巾被给杜媛媛盖上了。
他看着熟睡中的杜媛媛，发现早先水灵灵的她，现在有点像脱水的感觉了。唉，都是为了房子，快要把一朵鲜花变成干花了。小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想想又放回去了。
杜媛媛为了房子几乎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为什么？因为房子改变了她的命运。
杜媛媛的母亲杜阿娇，是六十年代初从上海支援内地来到宜市的。杜媛媛在宜市出生，在宜市长大，却一直有着上海人的优越感。除了喜欢说“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生活习惯，衣着服饰，包括家里用的东西都喜欢用上海产的，处处证明“我是上海人”。
杜媛媛长得很洋气，再加上衣着鲜艳时髦，即便不说上海话，人们也猜得出她是上海人。杜媛媛自小就像个出身高贵的小公主，其实，她的父母以及她父母的父母，在上海都是普通的小市民，没有值得自豪的优越经济条件。母亲杜阿娇在上海初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工作，是个社会青年，那时候还没有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上海里弄干部动员来支持内地。当时宜市新开办了一家袜厂，全部是机械织袜机，这在当时是很现代化的工厂了。袜厂是国营单位，由上海援建的，所以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就这样，杜阿娇来到了宜市。后来，杜阿娇和一位从上海来的钳工结了婚，这位钳工也姓杜。结婚的时候阿娇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杜媛媛。后来杜媛媛的父亲得癌症去世了，那时杜媛媛才三岁。
杜阿娇一直没有再婚，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上海人，又不愿下嫁外地人，慢慢地年纪就大了。后来由于总做夜班，得了个胃下垂的毛病，身体不好，就死了再嫁这份心。
杜媛媛长大以后，一直想回上海，但她是宜市户口，回上海比登天还难。那时候，户口既是身份，也是命运。
其实，真正改变杜媛媛命运的不是小地方——宜市，而是大上海的房子。
杜阿娇自从死了丈夫以后，一心想把女儿送回上海。杜媛媛长到六岁，杜阿娇就和母亲商量，让女儿到上海读书。杜阿娇的母亲见女儿一个人在外地，女婿又不在世了，也愿意把外孙女接到上海来帮着带。
那年的夏天，杜阿娇请了探亲假，把杜媛媛送回上海。那时杜媛媛已经懂事了，听说要跟着母亲回上海，就在上海读书不回来了，高兴得又蹦又跳。然后自己收拾衣物，而且逢人就讲：“阿拉要回上海了，阿拉要回上海了，不回来了，就在上海读书了。”
她们从宜市乘船，顺长江而下，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航行，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一路上杜媛媛对什么都好奇，虽然不是第一次回上海，但以前由于年龄太小，印象不深。再说，那时每次到上海来都住在父亲家，父亲家在浦东，也就是上海的乡下。外婆家在浦西，母亲跟她说，浦西才是真正的上海，上海人“宁要浦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