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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他们马上给“中航”叙府地面航站打电话，通报平安，叙府那边再通知昆明。
有老人告诉我，在这次机组跳伞中，黄焕元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让机长改变航向并最大限度地飞，一直飞到C…53燃油耗尽后跳伞，是最聪明之举。因为按C…53最后坠毁的位置看，51号迷航地点是在川西北、海拔在4000…6000米的西岭雪山、巴郎山、四姑娘山一带，果真在那里跳伞或迫降，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
同样也是迷航，也是在四川、就在成都，美军第二十航空队的6286号B…29就远没有“中航”51号C…53这样好的运气。
1944年8月20日下午，二十航空队的六十余架B…29轰炸机浩浩荡荡地从成都附近几个机场起飞，这次轰炸的目标是日本八幡钢铁基地。
整个轰炸结束后，等到再次进入中国境内返回基地途中，麻烦降临了——天色已黑。黑天，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蜡烛、松明、煤油灯下的中国百姓不算什么，但对于只靠“罗盘”指示方位的螺旋桨飞机，的确有些不便。虽然不是在驼峰航线上，但机组11名满脸稚气、驾驶着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大鸟”的美国“孩子”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遇到了似乎比轰炸还要艰巨的挑战！
鉴于黑天、无法保持编队，当大队返程飞行至华东“太湖”附近，第二十航空队司令部发来电报：“编队在此解散，大家各自飞回基地。”
此时，时间是格林尼治，5。
太湖上空，伤痕累累、疲倦不堪的机群各自散开了。
6286号就在这散开的机群之中。谁都没有想到，另外一架编号340的B…29机尾射手爱伦（Alan Dunipace）却成了最后一个目睹在空中飞翔的6286号B…29的人……从此之后，人们就没有再见到这架6286号B…29远程轰炸机的空中雄姿。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全国开始“大炼钢铁”了，找不到那么多的“炼钢”原料，于是有人说，西岭雪山那里有一架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飞机残骸……五十多名“右派”奉命上山，来到西岭雪山海拔4400米处，果真，一架硕大的飞机七零八落地躺在那里。
将近五十年后，《超堡队》一书作者李肖伟先生告诉我，当年，6286号撞在西岭雪山上后，住在山下的村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只是五六天后才上山，看见三具呈爬行状的尸体……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直觉得浑身发冷。
这足以说明，B…29撞山失事后，机组人员并没有立即死亡，此时，假如能够立即得到及时的救助，也许他们就不会命丧异国！
黄焕元跳伞那一刻，想到的是昆明的家、老婆、孩子。6286号那三个已经爬出舱外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想到的是什么？
是想回到大洋彼岸温暖的家吗？是想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吗？
假若，假若当地村民能及时相助；假若返航时天还没黑；假若11个孩子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空飞行；假若假若……或许，这架被机组成员戏称为“祈祷的螳螂”的6286号就不会粉身碎骨。11名美国孩子也会像黄焕元他们一样，转危为安。
但恰恰，一切都是相反。
在“太湖”上空，和大家一样，“祈祷中的螳螂”在黑夜中迷航了，冥冥中，它闯到了西岭雪山“大雪塘”附近，在那里，6286号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机上11位来自太平洋另一侧的大兵们不知道飞机的确切位置，实际上坠机的地点离机场只有百十公里，像B…29这样的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就可平安降落在双流、广汉、新津。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6286号上面没有另外一个黄焕元，于是，在漆黑的夜空中，6286号终于耗尽了燃油，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从天而降，重重地撞在西岭雪山4400米处。
第四部分“死”而复生的黄焕元（3）
相比之下，“中航”51号C…53由于有了黄焕元，实在运气。
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一张黄焕元的一寸“标准照”，如果不是在简历上看到黄焕元是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英文书院，单从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当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气质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又一例证。
但，另外一种“气质”还在。
据说，黄焕元可以讲一口相当地道的美式英语，“地道”到什么程度，他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年龄最小的职员，可见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战火中招工，黄焕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绩进入“中航”。
也是“据说”。“中航”之所以招收黄焕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进“中航”后，他从深圳电台电话传报员干起，在一年之内，从河源电台见习报务员、南雄电台报务员领班、新丰电台领班，一直干到重庆电台（总台）报务员。
黄焕元很早就表现出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的指挥才能。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战线推至广东边界毗邻香港一带，“中航”深圳电台奉命紧急撤退，在乘船过河时，遭遇难民，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所有的人都往一条船上挤，眼看小船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时，身材矮小的黄焕元站出来指挥，人们马上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最后大家都得以顺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机场、夏普驾驶着“破烂”一样的DC…2飞印度，在现场负责通讯工作的，正是黄焕元。
从1942年，“中航”开始正式飞越驼峰航线起，黄焕元就一直担当飞行随机报务员，一直到抗战结束。
老人的女儿黄德芬说，“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张1941年南雄电台人员的合照，共计13个人，后来都先后上机参加了“驼峰”空运，到抗战结束时，照片上，除爸爸一人还活着，其余全部牺牲。
第四部分一则“寻人广告”（1）
爱情，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永远都不会因地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必有爱情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在已故原“中航”加尔各答材料股股长胡鸿奎老人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谈到了“爱情”，不是他的爱情，是朋友的爱情，那是另外一种爱，一种凄楚的情……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进加尔各答一家医院，同病房还有个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飞行员，年代过去太久远了，具体名字已经记不住，只记得他姓张。在闲聊时才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都是上海江湾人。
老乡，又是在异国相遇，自然是亲切，无话不谈。几天下来，就成了好友。他给我讲的都是在驼峰航线上遇到的惊险飞行，什么结冰、强气流、迷航……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员工，再加上自己到加尔各答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过来的，以为对“驼峰”已经很了解了，但没想到，听着同乡这样一讲，把我也给听呆了。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的话题不免就提及到恋情，他说还有个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乡出院那天，要分别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神情黯然地说：“胡兄，有一件事情拜托你……”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沦陷后一个人跑了出来，未婚妻还在上海。一对苦命的“鸳鸯”，在战争硝烟中，只能天各一方。老乡说，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说着，老乡还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见，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乡说，他想求助我，今后能在报纸上给他发个“寻人广告”，见我茫然不解。
老乡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出院后，他马上就又要飞“驼峰”。而且是一天飞两个半来回，他担心……担心随时回不来。他说，在信中，他和那个女孩子商定好的，万一，有不测发生，会有人在报纸上发出一则“寻人广告”，那边的女友只要看到这则“广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经遇难……我一听这话顿时心乱如麻，也不知怎样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的泪水就在眼中……这是一封从头到尾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信。看完信，我马上拨通了老人那边的电话，急切地问老人：“伯伯，那‘寻人广告’，您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