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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问邓汤美老人，老人说，我们那批从昆明西南联大被中国航空公司录用的人中，我能记得住的有朱晦吾（外文系）、沈宗进（电机系）、罗道生（机械系）、谭申禄（专业不详）、华人杰、陈仁炱、冯少才（土木系）、萧福霖（化工系）、周柄（政治系）、陈启蕃……上述这些青年学生，只是“中航”在昆明大学里录用的一部分大学生，其实，“中航”还把触角伸到了内陆、伸到了四川盆地中的成都……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成都，这个抗战中距离陪都最近的城市，华西坝，又迎来了一所所跟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却过来的著名大学。
当时在华西坝的学校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分院）。都是拒绝日伪的高薪利诱，从沿海或是京都迁移过来的。
在校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是从沦陷区跑过来的。
昔日是京津冀红衣大主教儿子的李宏揆也跑了出来，来到了华西坝子的华西大学。
1937年就曾亲眼看见过日本人的老人说，中学在北平读完后，就跑出来了，一路风尘露宿，先到了西安。
问老人，既然在北京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还要流亡？
老人瞪了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们那时都像你这样啊！告诉你，只要投靠日本人，他们给的待遇比国民政府这边高。但你是中国人，不能当汉奸！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绝不和日本人合作，誓死也不能做亡国奴！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跑出来的。
青年学生流亡抗日，成群结队地跑。
周柄：“我是从长沙跑出来的，沿着长江水一路逆上，最后到达昆明，走了几个月，到昆明后像个要饭花子。”老人们说，当时毕业也没有“国家分配”这一说，大学毕业不外乎失业、参军这两条路。学校里整天都是演讲啊、募捐啊，那些长袍马褂的教授们则在讲台上，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上前线。“国统区”到处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人还没离开校门呢，心中已经热血澎湃了，此时“中航”一来招工，又是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听着就神气，还能不去？
中航在华西坝录用的大学生有李宏揆、方甫、许学伊、包志刚、黄雄畏、李凤朝、陆华应……现在航空公司培养一个飞行员得去国外呆半年，还得这个那个的，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速成班”。
第四部分起飞（1）
先是身体检查，合格后再考试，考试通过后，你就是中国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就这么简单。老人们说，虽然我们连飞机都还没坐过，但，已经是“飞行员”了。
两个地方，各有各的“考法”。
邓汤美他们在昆明，身体检查合格后，主考官是总飞行师玛东纳德（McDonald），问过几句英语后就OK，录取后，就在填表那一刻，邓汤美都像在做梦一样——这也太容易了，和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
成都这边复杂点儿，李宏揆老人说，自己一直是学校足球队队长，体检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接着是问几句英语口语，之后就是“考试”。老人说，开天辟地头一回看到这样的“考法”，主考官在办公桌里放上十一二样物品，让你看三十秒钟，之后把抽屉一关：里面都有什么？
答对十样以上，你就是“飞行员”了。
老人说，都三天了，他还不敢相信自己是“飞行员”。
老人们都说，这次中航招人，的确是因为飞行运输到了最危急之关头，人员的匮乏已经让公司顾不上那么多了，反正能听懂机长的口令、能看仪表，能辨别方位就可以了，剩下其他那些，只有“边干边学”。
邓汤美：“是‘飞行员’了，到公司报到完毕后，飞行调度室马上开条安排航班随机练习。什么都不懂呢，就开飞机了。不是真开，是看着人家怎么操作。起飞加入航线后，遇到有耐心的，机长就让副驾驶从右座上下来，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这时，机长会让我把杆，然后教我熟悉舱内各种看起来眼花缭乱的仪表读数、各个电门开关、
各个操纵杆的功能作用和操作、无线电导航设备如何操作和使用等等……”老人说，第一次上飞机，进去就把杆，都快紧张死了，身子都不敢挪动，生怕一不小心把哪个杆啊什么钮啊给碰了，飞机就摔下去了。如果碰到没耐心的或是天气又不好时，你就在后面坐到岸吧，理都没有人理你。
跟机飞几次后，下来在汀江地面飞模拟机，练习起飞、降落，这两样通过了，得到机长的肯定后，机航主任大笔一挥，签字同意，OK，你已经是中航一名副驾驶了。
两三个月，一个连飞机都没摸过的人活生生地给培养成一名飞行员，这速度，连后来的“大跃进”恐怕都自叹不如！
李宏揆：“实在是太紧张，一切都来不得从容，也不可能按部就班，进了中航才知道，运输任务这么急切，二十四小时都不停。现在航空公司飞行员换改型，从A320改飞A340，起码也得到国外培训半年啊，还得哄着来。我们那时候，门都没有！”老人说，1945年初，中航公司得到一批C…46。一个是C…47，一个是C…46，号码是紧挨着，也是两发动机，但却是美国两家制造厂生产的，不但吨位不一样，连结构、设置都不尽相同。改型那天，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天我刚飞完C…47，刚下来，调度说，下一班你飞C…46，机长等你呢，去吧。我背着伞包走到C…46前，美国机长看我过来，“哈罗”一声，先带着我围着C…46转一圈，看胎压、油泵、受油口、起落架，然后进驾驶舱，再看看仪表，这是高度、速度、油压、混合比、罗盘、襟翼、无线电定位……看清楚了？
清楚了！
好，出发！
机长推油门，发动机轰鸣，C…46轻快地滑跑，转眼间插入蓝天。
实实在在的中国航空公司，把所有效率都调动了起来。
第四部分起飞（2）
李宏揆老人说，连二十分钟都没有，我这就改型了，成了“双料”飞行员，既能飞C…47又能飞C…46，恐怕在世界上都难见吧。都说飞行员是黄金堆出来的，学飞行是一笔钱，改型也要一笔钱，我这倒好，一个改型，一分钱都没花。
“起飞前，高度紧张，拉起来后，更紧张，一刻都闲不着。”邓汤美老人说，“起飞那一刻，机长把杆（应是“盘”），把油门推至最大，松开刹车……飞机像箭一样向前冲，我手扶在操纵台上，帮机长顶住油门、螺距、混合比操纵杆，以防它们因飞机的奔跑而弹回，另一只手准备将发动机散热鱼鳞片放在打开的位置。飞机一旦离开地面，爬高到5…10米时，我就迅速收起起落架。如果遇到跑道短或者是净空不好，还要放1/4襟翼以增加升力，直到飞机远离障碍或高山，加入航线后，只要是好天气，机长就会把杆交给我，他要抓紧时间休息，以应付随时的天气变化……”老人说，西南联大这批人进中航没多久，就出现了伤亡。
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1945年1月14日，从昆明起飞到保山空投。当时几十万军民也是昼夜不停地修筑垒多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在丛林密境中，一支施工队断了粮。接到紧急求助后，中航派了两架飞机前去空投给养。
“70号和我们这架，一前一后。”老人说，“找到空投地点，他们先下去。投完之后拉起时，突然就裂开了……”邓汤美：“是地面选择得不对，也许是怕东西撒落得哪儿都是，他们把空投地点设在一个山坳中。70号肯定是为了使袋装的大米落得更准确，他们往下降得太大，等到大米包扔出后，机长才发现前面就是兀立的山峰，我们机长在后面拼命地喊叫，让他拉起来，他们也赶紧往起拉。本来下降速度就大，再这猛地向上拉，重力和加速度超过机身承受能力，结果散了架。C…47在空中、就在我们眼前解体，里面的人啊物的，还有碎片，像礼花弹一样往出掉……”“我们一起来的同学，就在那里面，我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说到这里，老人神情一片黯然。
李宏揆：“三个月都不到，一起来的同学就没了三四个。早晨还说话呢，到了晚上，没了。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
第四部分两个人的“世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