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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归籍海阳”体现的认同危机，以及“辞官办学”隐含的改革思路，作为理解丘逢甲的两个基点，兼及丘氏的诗歌创作与教育实践，突出其“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最后，顺带讨论历来不被重视的岭东之“文”与“学”。
一、客居潮州与乡土情怀
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唐人杜甫的《登高》，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作为传统诗歌意象；“常作客”与“独登台”，其对应的，可以是“宦游”、“迁徙”，也可以是“乱离”。而“登高”者的身份与处境不同，决定了同是“悲秋”，感觉大不一样。晚清国势衰微，士大夫本多“悲秋”之叹；因抗日保台失败而内渡，又正值初秋时节，触景生情，不难体会丘逢甲的悲愤与忧伤。
《岭云海日楼诗钞》从离台内渡编起［2］，头三首《江秋意》、《潮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充斥传统诗歌意象：“离思”、“去国”、“西风”、“秋江”、“愁痕”、“天涯”。而读者一旦了解其被迫内渡身份，当更能欣赏第四首的标题：《客愁》。
归乡第一年（1895年），诗人不时“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四山风紧湿云流，落叶声中客倚楼”（《重阳前数日风雨忽集，慨然有悲秋之意》）；“鼎鼎年华去若流，天涯倦客怯登楼”（《倦客》）；“消尽年光是客愁，倚阑斜日下山楼”（《岁暮作》），由“登楼”而“悲秋”，似乎与传统文人身处逆境时的慷慨悲歌没有多少差异。
到了第二年（1896年），情况略有变化，由一般意义上的“悲秋”，转为隐含着文化认同危机的“客愁”：“庵圮楼荒客独游”（《铁汉楼怀古》）、“萧瑟天涯客思深”（《客邸晚怀》）、“琴剑萧然尚客游”（《去岁秋初抵江，今仍客游至此，思之怃然》）、“鲍姑祠畔客登临”（《 鲍姑祠》）、“客愁竟夕怜江月”（《秋怀》）。在梅州、在镇平、在潮州、在汕头，举目四望，全都是“客独游”，诗人似乎心理上没有任何归属感。这里的“客愁”，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明确的指向。
是年初夏，好友谢颂臣重返台湾，丘逢甲先后作《送颂臣之台湾》、《古别离行，送颂臣》和《重送颂臣》等篇什送行，除了表白与立志，主要是有家归不得的感慨：“故乡成异域，归客作行人”；“华夷忽易地，何处为乡国？”如此认同（“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如此乡思（“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如此志向（“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如此局势（“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使得丘氏只能选择永远的“客游”。这无疑是个“艰难的选择”，可倘若坚持自己的理想，则此举几无回旋余地。因此，当诗人歌吟“客独游”时，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与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之“纪游诗”大异其趣。
抗日战争时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陈寅恪，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诗，道尽当年中国读书人的苦闷：“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湖即景》）陈先生的“预言”虽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确无当世“北归”的先例。丘逢甲并非专门学者，可正如丘菽园说的；“家仙根工部熟于史事，其为诗也喜胪史”［3］，不可能对“南渡”的“往事”没有任何感应。实际上，内渡头几年，丘的感怀诗中常见“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旧族”（《还山书感》）、“渡江早虑胡分晋”（《秋怀》）、“渡江文士成伧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尘泪满衣”、“衣冠南渡避胡来”（《东山感春诗，次己亥感秋韵》）等。
以丘氏率义军抗日保台的经历，最欣赏的先贤，本该是辛弃疾，可诗集中经常浮现的，却是陆放翁的影子。选择陆游或辛弃疾作为追怀的目标，可能只是基于诗人的审美趣味，可我还是怀疑，这里隐含着一种难与人言的悲痛。就像陆放翁一样，审时度势的丘逢甲，大概意识到只能寄希望于“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而这对于诗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即必须尽快完成“烈士心态”的转换，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与方向感。否则，只是“新亭空洒泪，故国莽怀人”（《客愁》），虽然感人，却无济于事。
好在是年秋天，经广东巡抚许仙屏的努力，丘逢甲奉旨“归籍海阳”；隔春，又由潮州知府李士彬聘为韩山书院主讲。这两件事，对于正“漂泊天涯”的丘氏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这一点，从他的《长句赠许仙屏中丞并乞书心太平草庐额，时将归潮州》和《韩山书院新栽小松》，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者称：“天涯沦落苦无着，荷公还我东扬州”；后者则已是踌躇满志：“要从韩木凋零后，留取清阴覆讲堂。”此后，还会有“客愁”，还会有“乡思”，可诗人已经迅速投身到潮嘉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中去，并由此获得新生活的意义与乐趣。
与同期内渡的其他人不一样，丘逢甲没有过多的顾影自怜，也不曾努力去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迅速地在“归籍海阳”与“讲学潮州”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心态。从第四年（1898）起，丘氏诗作数量大增，而且对居住地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算一般意义上的纪游诗，专门歌咏潮州风物的，就有《广济桥》四首、《王姑庵》绝句十六首、《千秋曲》、《凤凰台放歌》、《莲花山吟》以及由二十首五古组成的《说潮》（《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十七首，其余三首见《选外集》）。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之丰厚，任何一山一水一城一阙，都可能引发思古之幽情。问题在于，旅游者的“鉴赏”与当地人的“呵护”，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阅读者的心态，即，对于这些很可能“无关大局”的史事与风物，有无认同感。在“大江日夜东，流尽古今事”的《说潮》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丘逢甲借叙述潮州史事触摸这块神秘土地之脉搏的急迫心情。而在《和平里行》及其序言中，丘氏参与当地文化建设之热切，更是溢于言表。因发现“和平里三字碑，为文丞相书，潮中志乘罕有载者”，丘氏于是引经据典，做了一番考证。所谓“书法厚重奇伟，非公不能作”，这种论证方式，足见其并非训练有素的金石学家。好在丘氏并非专家学者，宣扬“和平里三字碑”的目的，乃“以告后人之凭吊忠节与志潮中金石者”。并非对考据有特殊兴趣的丘先生，竟对潮州的历史文献表现出如此兴趣与热情，这才是我所格外关注的。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2）
1908年，时任广府中学堂监督的丘逢甲，吟诗作赋时，既有“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席上作》）的悲愤，也有“但解此心安处好，此间原乐未应愁”的悠闲——后者的题目，尤其值得玩味：《归粤十四年矣，爱其风土人物，将长为乡人，诗以志之》。这两种似乎互相矛盾的自我表白，我以为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后人为了突出其因忧国忧民而“凄凄惶惶”，相对忽略了同样必不可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东坡居士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被解读者化简为“随遇而安”。按照丘氏的思路，必须是“爱其风土人物”，方才可能“此心安处”；如此“长为乡人”，也方才可能体会“此间原乐未应愁”。只可惜“归粤十四年”以及“将长为乡人”的说法，稍嫌笼统；大概与其时诗人已在省城广州立足，故不愿将视野局限于潮州有关。在我看来，完成由“客愁”到“心安”的转折，关键在“归籍海阳”以及无数次的“居潮而言潮，稽古为悠然”（《说潮》）。
丘氏对于台湾的怀念——尤其是发为诗文，确实十分动人。可既然内渡，就不应满足于只是“新亭对泣”，必须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在这里，能否“心安”，至关重要。不只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而且热爱奉旨归籍的潮州；不只担任《台湾通志》“负责采访乡土故实”的采访师［4］，而且“越俎代庖”为潮人考据起“和平里三字碑”来历；不只撰写《台湾竹枝词》，而且赋诗《说潮》，如此浓厚的“乡土情怀”，与其人生理想融合为一，在晚清的思想文化界颇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