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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更难以解释的是，回非洲去，还是他们和黑人必须共同争取的一个目标。距离这个目标还不仅是地理上的漫漫长途。这里需要黑人的配合，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此后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律师们还是受到很大困扰。因为他们始终不可能真正向这些非洲黑人解释清楚，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在第一次交谈中，辛盖就没有全部说实话。辛盖出于自卫，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在谈话中予以保留。但是，在美国的诉讼中，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律师们一直在尝试，让黑人明白，为什么必须对他们说实话，也必须对法庭说实话。你可以想象，语言问题是基本解决了，但是，建立起信任，以及尽逐步建立文化上的理解，却要吃力得多。
我们当然都记得，“阿姆斯达”号是一艘来自古巴的船，这是一个“涉外事件”。因此，也给这场司法挑战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难度。事情发生不久，来自古巴所属的西班牙王朝，就立即通过外交途径，找上门来。
这时候，西班牙女王的使者，根据对应的线索，找到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很新的国家，从1789年首任总统华盛顿上任，到那年还只有五十年的时间。可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四年一度选举，尽管期间有人连选连任，总统也已经换到了第八个。而且这位第八任的马丁。凡布伦总统，已经到了他的四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了。
西班牙一开始，就根据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将“阿姆斯达” 号连人带船交还古巴。这个1795年的国际协定，有一些有关国际间的海难事故处理的条款，依据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经常会有各国的船只，在航行中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其它国家。这个协定依据的是对等的原则，要求各国政府把遇难船只及船上一切财产交回它原来所属的国家。以免有人看到漂来的外国船上装的都是值钱货，就把它给吞了。因此，西班牙的理由看上去相当充分。
那么，凡布伦总统是从什么角度考虑这个事件呢？
这个时候，“阿姆斯达”事件早已经是一个引起全美国震动的事件了。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对于美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该不该归还外国船上的黑人的问题了。这是南北双方长期以来，有关奴隶制引出的一串问题的触发点。例如，还要不要坚持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代表人性和人道的自然法，是否高于一切国家和州的法律？等等。随着 “阿姆斯达”案件的开展，南北双方的争论对立会日趋严重。前景难以预料。
这样的发展前景，显然是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首先，这已经是1839年的秋天，第二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我曾经告诉过你，由于不少南方蓄奴地区加入美国，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变得均势力敌。这也意味着，选票也划成了几乎是均等的两大块。
凡布伦总统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如果表现得渐进与温和，显然对他更为有利。一方面，由于他反奴隶制的立场，能够得到北方人的拥护；另一方面，由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作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凡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 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凡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就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凡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凡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13个州，扩展到今天的50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凡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 “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 “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 “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凡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