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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作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象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利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 “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凡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定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的回合，并没有在电影里出现。也许限于篇幅，导演把这一个历史情节，连同那三个黑人女孩，一起从影片中“割爱”了。这确实很可惜，因为真实的场面不用修饰，都十分具有戏剧性。
整个法庭场面的气氛和效果，对于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来讲，实在是太理想了。当一名警官把三名黑人小女孩带进来的时候，她们惊恐万状地一边哭一边紧紧地拉着狱警的手。狱警手里还拿着几片水果，不停地哄着她们。然后，她们的律师为她们申请一个 “人身保护令”。正在准备这个刑事案的检察官并不反对，只提出要求每人一百美元的保释金，以确保如果有刑事起诉的话，她们确实会出庭作证。
这时，两个西班牙人的律师跳起来，提出反对。不同意这三个小女孩以取得“人身保护令的”方式获释。理由也很简单，包括这三名小女孩的所有“阿姆斯达”号黑人，都是他们的“财产”。
当然，你从今天的角度去看，会发现这是多么荒诞不经。但是，我们只能提醒自己，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在这两个西班牙人所属的这个制度中，这种说法是“正常”的。然而，黑人的律师们等的就是对方律师跳起来的这一刻。因为，这种把“荒诞不经”变为“正常”的制度，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要把三个可怜弱者形象的小女孩，当众变成他人的“财产”，正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真正要求公众和法庭正视的具有颠覆性的问题。这也是在进行着一场司法挑战的律师们，等待的真正机会。
因为，他们的着眼点，显然不仅是在这三个女孩和“阿姆斯达”的黑人身上，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挑战，整个颠覆在美国南方还存在的一个非人道制度的法律基础。在联邦巡回法庭的汤普生法官的同意下，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法庭辩论机会，他们就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上，让法庭和所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论点：人类行为受到的最终的审判，是依据人性与非人性的界限来判断的。一切法律都在“自然法”之下，如果一条法律是非人道的，那么，它终有一天将被废除。
只不过是第一天开庭，大量的报纸就明确指出，不论结果如何，这已经是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的一个重要胜利。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
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
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