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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是觉得这是在“法和原则”的范围之内，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它也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一个种族融合的前景，是感到多么恐惧。
必须承认，这种恐惧并不是杞人忧天。只有真正在美国生活过，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种族融合带来的许多实际困难和困惑。因此，至今为止，“分离并且平等”不仅是一些白人种族分离主义的口号，同样也是许多黑人种族分离主义的目标。这些待我以后再给你聊吧。
在前面有关斯高特的经历介绍中，你也一定会发现，他的这个告状举动是有些蹊跷的。因为，从他的整个奴隶生涯来说，这个时刻不象是一个“爆发点”。这个行动似乎更应该发生在他离开自由州的时候，或者说，发生在他的老主人去世，他被迫易主的时候。但是，斯高特告状的时候，距离他离开自由州已经十六年，他来到这个新主人的家也已经十一年了。而且看来，他和这个家族的关系，在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中，还不是一个负面的典型。那么，这个案子是怎么“爆发”出来的呢？
这又是一场由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鼓动的司法挑战。你知道，斯高特当时只是一名奴隶，他打了几年官司的法律费用，都是由一名叫做泰勒。伯楼的激进反奴隶主义者支付的。相信他也一定拥有最好的律师。然而，这个超前的挑战并没有成功。判决出来以后几个月，支持斯高特这场官司的泰勒。伯楼，就从他的主人桑弗德那里，把斯高特赎买了下来，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
从这个背景情况中，你也可以看到，当时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相当活跃，他们的活动早已超出了自由州的范围，而且无孔不入。
然而，这个案子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就是在密苏里州法院初审时，在这个奴隶州的州法庭上，由当地陪审团作出的判定是有利于原告斯高特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黑人作陪审员。所以这个陪审团显然是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的。这也就是一个南方奴隶州，同样有可能走通“合法手段废奴”的一个例证。这些陪审员是普通民众，这就是民众在开始作时代转变的一个信号，因为民意是美国所有的州立法的唯一依据。
这是当时分歧矛盾如此之大的美国各州，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因为所有的州在一开始，就都建立在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他们的不同，就是各州的多数民众，对于人性这个基本问题的认知程度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实际上南方也在逐步分裂和变化，真正采取极端态度的南方州并不很多。
遗憾的是，在美国两百多年历史的渐进变革中，它终于走了一次它自己的逻辑以外的道路，它打了一场为时四年的内战。尽管这只是唯一的一次，却给这里一代代的人们，留下了长久不能愈合的创伤。这一场战争，是美国最大的历史研究课题，每年都要出版许多有关这场战争的书籍，一百多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我不想在信里给你写一部 “内战战役史”，对于这场战争，我想使你了解的，还是这封信一开始时所说的，我只希望你明白战争的原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惜，这封信又写长了，我只能在下一封信中再给你聊美国的南北战争了，真是很抱歉。
盼来信。
祝
好！
林达
09。战争，为了什么？
…
卢兄：你好！
上封信谈到的“斯高特案”判定了黑人没有公民权。问题是，原来的那块“梗喉之骨”，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凸现了出来。因为在南方的奴隶制下，黑人是主人的“财产”。那么，南方的白人显然应该享有“财产保护权”。这么推断下来，如果有类似“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看上去反倒可能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在分治的原则下，废奴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是可行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自己投票自决，或是由州议会立法，宣布自行放弃这样“财产权”。因为州议会是直选的，也就是说，州议会立法是一种“间接的公民自决”。可是，在“密苏里妥协”这样的国会立法中，规定了在北纬36度30分以北不得蓄奴。这实质上是一个凌驾在地区之上的一个外部的权力机构，宣布剥夺一个地区平民的“财产权”。这个死结就打在历史遗留的 “黑奴是主人的财产”这样一个关节上。
这也就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积极鼓动斯高特，去最高法院上诉，尝试这个司法挑战的原因。因为，如果要打开这个死结，那么，承认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正如我们在上封信已经讨论过的那样，黑人的公民权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课题，当时的最高法院还不可能作出一个跨时代的判决。许多人认为，这个判决的出现，是因为首席法官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奴隶主的原因。我却并不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自南方，或者本身是奴隶主，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是，判决是由独立的投票方式决定的。在与奴隶问题有关的投票中，并不普遍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这我们在“阿姆斯达”案的最高法院投票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高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这个死结还是没有打开。尽管这只是一个历史局限，可是，在今天的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对所有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用录象介绍告诉他们，这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犯下的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并且告诉人们，这也是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
对于类似的说法，你可以在各种情况下听到。比如说，在“斯高特案”的前后，每次在北方发生向南方“送回逃奴”的案例，总是会引起震动。在“阿姆斯达”案判决之后，北方人对于“送回逃奴”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也有人在提到这样的 “送回逃奴”事件时，说到这是南北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就是在看有关“汤姆叔的小屋”这本小说的评论时，你也一定看到过“一本引起一场南北战争的书”这样的评论。
更常见的讲法，是说林肯总统的当选，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林肯来自贫寒家庭，出身于南方。他是因为在一个奴隶制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社会，表示坚决反对奴隶制，才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而冉冉升起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美国在“阿姆斯达”案之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当年同样是持反对奴隶制观点的凡布伦总统，在竞选时就竭力维持平衡。相比之下，林肯表现得旗帜鲜明。这和民意的进一步推进肯定是有关系的。可是，林肯当选出任总统，无疑使得南方感到紧张。
以上所有这些与奴隶制问题有关的因素，显然都激化了当时的南北关系，使得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更为乌云密布。可是，聊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想象，实际上还是有很大距离。那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之前，一个与黑人有关的奴隶制，在这里导致的最大社会矛盾，并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
直到南北战争，黑人的力量依然没有成长起来，他们还是只有少数的偶发的小规模反抗，根本无法与当时南北两大实体的对峙同日而语。而这个对峙的双方，都是白人。北方当时在白人民众中日益强大的反奴隶制力量，对于民众的唯一感召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原则。因此，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从开始建立，它的民间就有一种与利益无关的近乎天真的人道追求。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追求，形成了这个国家的思想主流。这使得它在今天的思维方式中都保存了这样的传统，以致于从外部看去，常常使许多成熟世故的民族，觉得它莫名其妙，无从理喻。
我们再回到南北战争的前夜。与“斯高特案”的发生几乎同时，位于南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