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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岩松
一
10年前的1993年，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跳槽到中央电视台，一步三回头谈不上，不舍却是有的。
10年后，眼前摆放着《新闻纵横》一篇又一篇稿件，和中国很近的内容，和理想很近的呼吁，我不禁在想：
如果10年前，就开始有《新闻纵横》这样的节目，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是否还会走？
二
现实只是现实，它并不提供答案，但记者却必须学会更好地面对现实，以便这个国家的未来能选择到不错的答案。
做《新闻纵横》这样的节目，编播人员并不会特别幸福，都是青春时分，都知道日子多点阳光灿烂才轻松一点才快乐一点，但当你选择了以舆论监督为目前的职业，这种轻松与快乐就离自己远了些。
你必须看到爆炸、山难、腐败，以及很多你不愿看到的事，虽然很多公众也知道，但和公众不同的是，你必须看到更多、想到更多，还要深入其中，去和层层复杂的迷雾做斗争，以便事态能展现得更清晰些。甚至有时还要做好准备，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背后还有很多很多，但你，一个记者，也只能和公众了解的一样多。
心，就这样越来越沉重起来，刚开始进入舆论监督时的勇气与铁肩担道义的少年轻狂，就慢慢被一种责任感所代替，一个又一个节目播出去了，周围的掌声也日益响亮，却时常开始不自信地问自己：起什么作用了吗？我们改变了什么？
三
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通过一期又一期节目改变了什么。就像到《新闻纵横》来求救的普通百姓，他们去过信访办，去过法院，然后来找媒体，他们的材料大多是复印的，看得出，他们一稿多投，心里都明白，媒体这条路不是惟一的，试一试吧！因为他们听到过，只要播出的节目，大多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处理结果还算不错。
但没播出的节目呢？我相信对于《新闻纵横》节目来说，与每天收到的听众寄来的材料相比，播出的节目只是个极小的比例，大多的材料所蕴含的事实都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前途未卜着。
但这并不值得悲观，舆论监督节目在中国真正的兴起也就10年的时间，这样的节目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存在，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和面对，督促一种更良好的机制建立起来，督促依法治国真的落到实处，督促人治慢慢让位于法治。那个时候，《新闻纵横》门口告状的人少了，该是他们最感幸福的事，但没人知道，那一天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四
从10年前的起步，到如今的遍地开花，舆论监督节目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生存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发展却是全新主题。
目前的人们，提到舆论监督节目，还是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但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节目类型还需要被摆放到神坛上，让看节目的人有特殊期待，让做节目的人为幸福而痛苦着吗？舆论监督节目总被单独看待着，是新闻的一种不幸，而在将来，是不是该准备回到新闻本身，让这种节目越来越具有新闻属性而不是政治属性，让这种节目越来越在常态新闻报道中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是我们必须期待的。难道还有比更多的知情权与透明度更具有监督色彩的吗？所以，让单点突破后的舆论监督回到新闻大军中，不仅不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星星之火也才能真正燎原。
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纵横》曾经开过一个怎样的头，并曾经怎样艰苦跋涉过。
五
仅有一个《焦点访谈》是不够的，同样，仅有一个《新闻纵横》也不够，但在过去的日子里，同类的节目毕竟不多，因此彼此之间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之中的酸甜苦辣不用说也能互相分担，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也曾在球场上和《新闻纵横》的兄弟们刀枪相见，平日的盟友变成对手，竟有种更大的乐趣在其中，看着奔跑中的伙伴，不得不感叹，并不年老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经常这样的幸福并轻松，而偏偏是时常痛苦？
只好给自己找一个不错的台阶：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一切，就算是为了幸福的痛苦吧！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序：职业荣誉（卢跃刚）
文/卢跃刚
原来，我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电视时代、读图时代，没有人会去听广播。而且，我晚睡晚起的习惯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问题》这本书帮助我改变了观念。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的同志把部分书稿交给我时，告诉我，每天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纵横》至少有两千万听众，节目广告两千多万。
这些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一个20分钟的节目，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广告收入，远远超过了那些主流大报。而且还必须说明的是，主流大报的发行没有一家没有强买强卖的嫌疑，而广播的听众则是靠手来“投票”的。你的节目好，我听，节目不好，手指头轻轻一拨，就把你抛弃了，而且你还不能像一些“权威”大报那样不依不饶地打上门去。
听众的选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广告商都是人精，广告跟着影响力走。
社会“影响力”无疑是衡量一个媒体的刚性指标。读者、听众、观众才不管你是什么局级部级。有影响力的媒体，是靠有影响力的编辑、记者来支撑的，是由稳定的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来支撑的。否则，媒体的社会功能将会蜕化，编辑、记者的职业能力将会蜕化，真要打仗的时候，可能没有可用之脑，没有可用之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一些主流媒体像得了肠功能紊乱综合症，吃啥拉啥，发行量拉稀，每年止不住地下滑？
而我读《问题》的目录提要和部分稿件，我有一种“同道”的欣慰和冲动。我知道，电台的记者收入不如报社，更不如电视台。我知道，要完成那些报道，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需要具备很高要求的职业精神。他们的报道告诉我，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维护着记者这个职业的荣誉。
《问题》的编者强调，他们所编内容涉及非法图书猖獗、房地产欺诈、社会道德沦丧、司法腐败、艾滋病泛滥等，大多数是“舆论监督报道”。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媒体的社会功能。从新闻类型来看，这些报道都属于调查性报道。有意思的是，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不同，与《焦点访谈》类似，也不尽相同。为什么这么说？由于高层领导人的偏爱和重视，也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影响力，《焦点访谈》是一个享有新闻特权的栏目，拥有非常特殊的权力背景和传播氛围（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一栏目的水平与高度）。
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报纸更不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体和品格。它的故事由记者、主持人、被采访对象三个单元混合构成。如果广播稿不形成文本，社会和历史研究无法引证广播内容，大家可能永远记不住记者的名字。报纸不同。报纸记者因为一篇重大的独家报道而一夜成名的例子多的是，电台记者呢？像《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那样的电台记者还会有吗？
时代不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新闻纵横》的记者们表示敬意。他们是真正的媒体英雄。我相信，他们的报道会是也必须是历史的一部分。
很凑巧，3年前，我主编了一本书，三卷本，叫《本报今日出击》，汇集了1978年至1999年20多年《中国青年报》几代人有代表性的调查性报道。我在“序言”里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