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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电脑的希望破灭了，彭洲小学的师生面对空荡荡的电脑教室，欲哭无泪。
在两年多时间里，彭洲小学全校师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想讨回那原本属于学生的电脑，讨回那原本属于孩子们的梦想。
叶集实验区叶集镇镇区办事处的书记吴中凯告诉记者：他曾多次找到叶集区文教局。叶集区文教局却以种种理由拒绝归还电脑。
直到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01年12月21日，在上级机关的干涉下，叶集区文教局才将使用了将近3年时间、已经毁坏了两部的旧电脑归还给学校。
属于孩子们的电脑重新回到了学校，但师生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梦寐以求的电脑，却无法实现操作和学习的梦想。
记者在彭洲小学看到了这批已经破旧不堪的电脑。彭洲小学教导主任谢厚慧老师告诉记者，2001年12月21日，文教局将使用近3年的电脑归还了学校。但是，这些电脑原来安装的用于教学的软件和硬件都已经被更换和修改，以前安装的教学软件已经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对学校教学来说毫无用处的办公软件。
现在，电脑虽然回来了，却没有办法用于教学，老师们一筹莫展，电脑课一时也开不起来，孩子们则远远地望着电脑，心里痒痒的，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上机操作一下。
据了解，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从1995年起到2000年，利用增加的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组织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工程”款项集中用于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全国21个省、自治区，覆盖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的大部分贫困县，重点改善这类地区小学、初中的办学条件。为了切实保证专款专用，规定“义教工程”资金和设备只能用于学校的建设和教学，任何部门和个人绝不允许挪作他用。
对于文教局强行拉走小学校里的教学电脑，文教局副局长陈绍山解释说：“这批电脑发给彭洲小学以后，他们学校没有会使用电脑的老师。我们看着电脑在那里闲着，就拉来了。”
陈绍山副局长说，“义教工程”立项前后，彭洲小学超额使用了文教局统管其他学校的杂费5万多元，彭洲小学无力还钱，文教局只好将作价6万元左右的“义教工程”电脑搬走“抵债”。对陈副局长的话，彭洲小学校长叶言华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彭洲小学并没有欠叶集区文
教局这笔账，相反叶集区文教局还欠学校的钱。彭洲小学“义教工程项目”资金中包括中央拨款和地方政府配套应该到位23万元，并没有全部落实到学校。把电脑算进去，学校总共才拿到16万余元，而其余资金去向不明。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国家扶持贫困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大举措，“义教工程”的资金和设备只能用于学校的建设和教学，绝不允许挪作他用。而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文教局在明知电脑是“义教工程”设备的情况下，将电脑据为己有。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实施以来，对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地方存在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的情况。如何加大对“义教工程”的监管力度，给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孩子们一个满意的交待，是必须尽快予以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 扶贫电脑扶了谁的贫？2。正视中国教育的马太效应
文/童大焕
扶贫电脑本应扶学校的贫，却扶了教育主管官员们的“贫”，此类事在基层司空见惯，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为什么总是禁而不止？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人们都众目睽睽着呢，但这不是本文要关心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不就是价值6万多元人民币的12台电脑吗，居然令其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官员都垂涎欲滴，甚至非得先据为己有而后快！不过就是价值6万多元人民币的12台电脑，却令“学生们奔走相告，兴奋不已，电脑教室的窗外每天都挤满了来看电脑的学生，他们憧憬着能够早一天上电脑课”。同时，“学校有了电脑之后，不但学校里教师和学生很高兴，连家长们也对学校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学校要开电脑课了，在周边学校上学的孩子们都要求转到我们这个学校里来。一时间，彭洲小学在附近的知名度陡增，数百名师生也由此多了一份自豪感”。
12台远非当今最昂贵最先进的电脑，在一个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每3至4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网民的网络时代，居然可以产生如此之多的效应，甚至可以给一个学校带来“名校效应”，一定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吧？我也始料不及，只能叹一声：可怜的学校，可怜的孩子！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么可怜。新华社2002年9月18日曾有一则消息，在南京，整整一个暑假，因孩子要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的家长们疲于奔波，托人求情、筹钱借款、请客送礼……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能挤进各级重点名校。
这一时刻的家长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上。”
这是一组家长报的数字：一所省重点等级的幼儿园赞助费在7000元至1万元不等；省重
点小学25万元至3万元不等；省重点初中35万至5万元不等，个别校甚至能达到8
万元至10万元；中考落榜生要想择校进省重点高中，以分数划线，最底线要交到3万元。进高校原本是以考分划线录取的，
但家长们却四处托人，并十分坚持地告诉记者，各高校都有机动名额，只要孩子考入公线（指省定录取分数线）就有点档（指名要某人档案）权利，这笔费用多则数十万元、少则三五万元不等。也就是说，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在各种贫困校、薄弱校的面前，大山一样横亘着一座座可望不可及的“名校”、“重点校”！中国的教育投资体制不合理，加上历史形成的“名校效应”，造成教育行业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厉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对于强校重点校，各级政府往往偏爱有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政策给政策，甚至许多地方都在千方百计地举政府之力办什么“示范校”、“重点校”，一味锦上添花，顾不上雪中送炭。而名校本身的马太效应，又使它可以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赢者通吃，光每年各种名目的赞助费，就是一笔笔薄弱校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
中国教育投资体制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为教育投资的地方政府担当，导致许多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投资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更不用说跟上时代的步伐；同时，它也是农民负担重的根源之一，使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在很多农村地区被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另一方面是，不管是贫困地区还是较发达地区，在义务教育中普遍存在政府扶持发展重点校示范校现象，人为加剧了义务教育投资的不公平。
不久前，广州市一位市领导考察了美国的免费教育情况，他们也存在名校和薄弱校现象，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他们的政府教育投资是反过来的：对薄弱校加强考评，并加大对薄弱校的各种投入，有意识地防止和纠正马太效应。
教育投资体制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之间的马太效应。主要是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绝大部分投到了高等学校，而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却杯水车薪远水不解近渴。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财力投到义务教育中来，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些非义务教育，应该尽可能地交给民间力量去办。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一个社会要保障最基本的起点公平，最重要的事前调节手段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未受到最起码教育水平的人，很难参与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很难获得起码的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的收入获取能力必然很低。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须接受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