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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濮阳市的教育部门参与了这件事，最后竟然不负任何责任。北京京桥大学的那位校长始终避而不见，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国家包括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没有给出什么说法，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也置之不理，认为是小题大做。法院认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精神赔偿没有依据。这里我不是要抱怨什么，只是时常想到那几十名当初满怀希望的考生，他们的心灵中对人生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过问，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违规的，因为相比全国考生而言，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报道之前，记者还做过一个和高考有关的报道。新疆阜康市200多名考生在英语听力考试中，因为考试程序出现差错，考试已经开始，学生还以为是在试听，等到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匆匆做答，成绩受到较大影响。这次事故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设计考试程序的部门和学校负责播放听力考题的人员都有一定责任。但是，教育部门和学校都认为自己没有错误。这岂不是怪哉？既然都没有错误，怎么会出现事故呢？
其实，考试中出现差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某些主管部门的态度。据说，当地有关部门曾经决定让这几个考点的考生补考一次，后来却临时取消。理由很冠冕，不能为了几个考生影响大局。认为如果让这几个考生补考，别的考点如果也提出类似要求怎么办，会不会损害别的考生的利益，等等。至今还没有给这些受到影响的考生一个说法。毕竟，相比全国上百万考生来说，他们只是个别。且不说让这些考生补考是否真的会影响大局，即便如此，就能因此而不顾这些考生的利益吗？对这些考生来说，所谓的大局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有人认为这个选题事件太小的时候，笔者感到诧异，如果这当中有你自己的孩子，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如果说上百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件小事，那么不知我们还能关注什么大事。做节目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一个事件非常典型，或者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非常恶劣，能够引起记者和听众心中的强烈的共鸣和愤慨，总是有一种冲动，要把这一事件公之于众。但是往往会有人站出来，板着面孔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没有代表性。结果，用我们内部的黑话来讲，这个选题被枪毙了，或者说死掉了。如果我们只报道那些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事件，那还叫新闻吗？连马克思他老人家都说，偶然中蕴含着必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必然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构成的，群体是由不同的个体构成的，新闻的意义就在于从偶然中发现必然，由个体来反映群体，关注少数人的命运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闲扯了这么多，似乎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如果给自己总结一个中心思想的话，就是我们的新闻还是过于政治化，教条化，缺少一些人文关怀，缺少一些发自内心出于良知的对于社会的主体、新闻最应该关注的主角——人的关心。有人说，任何科学都是人学，新闻也不例外。一个新闻记者，如果缺少了人的感情，缺少了对于人的关爱，
就只能是一个文字机器，就不会写出真正能震撼人心的作品。
第九章 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4。谁毁了他们的高考梦
文/潘多拉
河南濮阳市民办保成学校在招生专讯中承诺，可以为学生注册北京学籍，提供在北京上学及参加高考的机会。既有濮阳市教育委员会招生广告审批的大红印章，又有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出面“现场指导”，家长们仿佛吃了定心丸，岂有不信之理？于是短短几个月内，保成学校为105名濮阳籍学生办理了注册北京学籍的手续，共收取费用72万多元。事情最后弄砸了，105名考生在北京上学并高考的梦幻毁于一旦。
这件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学生及学生家长、保成学校、濮阳市教委及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与保成学校联合办学的北京京桥大学。保成学校辩称，当初给学生家长讲得很清楚，给学生注册北京学籍，是违反高考政策的做法，可能到时候办不成。濮阳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更是一口认定，“学生家长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一定责任，但是教委没有责任”，“有也是北京（教育主管部门和京桥大学）的责任，（濮阳市）教委没有责任”，把濮阳市教委和他本人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在濮阳市市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保成学校负担学生家长经济损失的70％，京桥大学承担连带责任，学生家长自己负担30％。对此，学生家长、保成学校双方都不满意，事情看来不会这样草草了结。
姑且承认，学生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不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以及通过保成学校这样一所民办学校办理北京准考户口，违反了国家有关政策，但对于家长在这种情况下与保成学校签订注册北京学籍协议的行为，也不能简单看成是与一个人明知办假身份证违反国家法律，但还是花钱找假证贩子办理假身份证性质完全相同的违法行为。原因很简单：一个人找假证贩子办理假身份证，并没有看到、也不指望看到、更不可能看到假证贩子在正式媒体上公开打出的广告，不可能看到有公安部门在假证贩子的广告上盖着大红公章，不可能看到有公安局户籍处处长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笔者也算见多识广之人，尚未听说有哪个地方的公安局给假证贩子的非法小广告盖上了“审批合格”的公章，有哪个地方的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亲自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所以，如果一个人办理假身份证出了问题，找到公安局讨说法时，后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回敬说：我们公安局没有责任，你明知办假身份证违法，却要与假证贩子进行交易，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但濮阳市教委和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与此不同。在保成学校为105名学生办理注册北京学籍手续的过程中，濮阳市教委为保成学校的招生广告盖了审批合格的公章，孙同江出面充当保成学校的“活广告”，用自己身为政府主管部门官员的身份，成功地打消了家长心中的疑虑。这说明家长们原本是有足够的理性和守法意识的，不具有办理假“北京学籍”的主观故意，正是濮阳市教委的大红公章和孙同江主任的“现场指导”扰乱了他们的心性，弱化了他们的正常判断能力。所以，说得不客气点儿，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主任的所作所为，几乎就相当于公安局给假证贩子的非法小广告盖上“审批合格”的公章，相当于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亲自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你看，濮阳市教委，以及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能肯定自己在这起事件中没有一丝过错，能断言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吗？
无奈，身为受害者、处在弱势一方的学生家长们，没有把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告上法庭。法院本着“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也就没有判定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以及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最后再说几句也许并非多余的题外话。河南濮阳市的这起“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事件之所以发生，除了前面分析的那些环节，还不能忽略当前宏观的制度背景。如果不是因为北京地区的高考分数线比河南低100分，不是存在着同样分数的考生，在河南可能只够上专科，在北京则可能上重点本科这样的强烈反差，那么，在河南就不可能有考生抱有搭乘“北京学籍”便车的心理，保成学校“为学生注册北京学籍”的承诺，就不可能在濮阳的学生和家长心中产生那么大的诱惑力。归根到底，不同地方之间在录取分数线上存在着的有时是很大的差别，反映出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状态，这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国家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地区实行优先发展教育并用教育保障就业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环环相扣，层层相因，在户籍、高考、录取名额分配、录取分数线高低不同等关节点上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发生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考生之间人为制造着不公平的考试结果。好在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