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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坐不住了。
从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起，高耀洁走上街头向市民发放自费编印的“防艾”宣传材料，并开始走访艾滋病高发病区。
然而老人的义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甚至在一些人眼里，高耀洁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以为只要自己不卖淫、不嫖娼就不会得艾滋病，有的人把艾滋病与性乱画上等号，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甚至很多人觉得看“防艾”材料也是一件丑事。“我走过十几个县，几十个乡，上百个村，有上千个病人，没有一个不说，你看高老师咱是个本分人，咱怎么会得艾滋病呢？其中有一个叫陈清的，男的叫陈亚平，两口子卖血，男的死了，女的现在也很重，她离她娘家只有2里地，她哥嫂都不让她回家看她妈。她哭着跟我说：‘我80多岁的老娘都不叫我回家看，说我害的是那不要脸的病。’我心里很难过。即便由于过失感染，但她是个人，我们也应该善待她，所以我说善待艾滋病人。”
正是怀着这份慈爱之心，老人倾其所有想方设法救助了无数素不相识的艾滋病患者。“有时候来我家一来就是好几个，求援。比如魏池一个老头，当过大队支书，5个孩子4个卖血，老二已经死了，最近听说两个侄子也死了。他一来就背书，背回去散发。”记者问：“您有没有统计过拜访您的艾滋病患者有多少？”老人回答：“记不清了，来到我家里的有近百人，今天说不定还有人要来。”“是您预约的吗？”“不是，我估计。”
巧的是，正说话间，一位40来岁的艾滋病患者果然来到高家，他叫蒋成启，河南省睢县阮楼乡蒋成村村民。看得出来，他对高家已经相当熟悉。“爱人现在瘫在床上，靠打‘先锋’维持生命，现在每天打针吃药要40多块钱，玉米小麦都卖光了。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来是想拜托高大夫替我的6个孩子找个可靠的人家领养……”蒋成启说，他自己有3个孩子，都在10来岁，正是上学的年龄，为了给孩子挣点学费，不得不卖血，没想到沾上这个魔鬼；弟弟弟媳妇也是3个孩子，同样得了艾滋病，都已经不在了，孩子还小，不知道今后怎么办。“村子里同样不幸的村民还有很多，都是输血得病的。死者都是30多岁，40的都不多。不过最厉害的据说还是上蔡县的文楼村。”
在高耀洁存留的“档案”里就有文楼村的信息。按照高大夫提供的联系方法，我们与文楼村的一位叫李如的患者接通了电话，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前往文楼村。远远地望见文楼村时，它被几缕青烟笼罩着，走近了才知道，村子里刚埋完死人，在村东头，一座新坟的坟头上正烧着花圈，帮着下葬的一群村民扛着铁锹表情木然地从记者面前走过。幸好李如早早地来到村口等候，我注意到，在我们走向村子的途中，不时有人以警惕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到了村里，我们不敢随便乱动，就在李如家里进行采访，李如还帮着把其他熟悉的患者叫到她家与记者交谈。
文楼村是一个有3000来人、6个自然村的大村，一条东西向的坑坑洼洼的狭窄土路穿村而过，村民的住宅和秋后收集的一堆堆秸杆就散落在公路两边。村西有一所新建的医务室，到医务室看病的人很多，有感冒的，有包扎伤口的，据说所有艾滋病患者来这里看病都是免费的，当然只能看看一些小毛病。医务室旁边是小学，孩子们刚刚放学，一个个飞奔似的赶回家。
记者拦住一个想问几句话，他们仍然脚步不停地边走边说：“我害怕，村里老死人。老师让我们一下课就回家。”就在记者想采访医务室的大夫的时候，李如突然行色匆匆地跑过来说：“快，快跑，工作组来了，来抓你！他们不讲理！”容不得迟疑，我拔腿就往外跑，没跑多远就听背后传来呵斥声：“站住，谁让你来的，想找死呀……”
第二章 死亡幽灵飘荡艾滋病村5。直面艾滋病（二）
…………
2002年1月20日，就在《新闻纵横》节目“走进文楼村”播出之后不久，高耀洁给记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王记者：
节目听到了，很好。
前些日子，大概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吧，上海一位姓纪的女士来电话对我说：“我想供养一个艾滋孤儿，为社会弱势群体尽些微薄之力……”随后她寄来了300元钱，让我转交给艾滋孤儿，并要求日后与孤儿保持联系。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孤儿接受外援非常困难，在他们周围总是有人设法作梗，扣留他们的信函和钱物。即使他们收到了财、物，也不知道写回信或因没有文化无法回信。我考虑再三，想到了李汉春家，他的内侄会写信，可以与纪女士保持联系。于是，我决定将李汉春家的两个孤儿介绍给纪女士。
2001年5月5日，我曾去过李老汉家。那时候，他的儿子李玉印、媳妇高香因患艾滋病都已死亡，只留下一双幼子：10岁的李鹏军和7岁的李亚珂。因为艾滋病，鹏军和亚珂的伯父也死了，姑姑危在旦夕。他们的奶奶受不了如此打击，患了脑溢血，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他俩随着爷爷艰难地生活着，境况甚是可怜。我把纪女士的300元钱寄给了他们。因雨雪纷飞，邮路困难，很长时间李家才收到汇款。李汉春收到钱后又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今后孙子、孙女能够继续读书了，害怕的是将来寄钱人会向他要钱讨债。他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不要任何回报的好人。为此，我几次在电话中给他解释，他终于接受了纪女士的馈赠，并回信介绍了他们李家的遭遇。
2002年元月16日，纪女士从上海来电话，感谢我为她提供了两个可怜的孤儿，她说：“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我马上给他们寄去下学期的学费。快过年了，我还要给孩子寄些糖果等吃的东西……”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知道并掌握这么多孤儿的情况，并且人家要供养一个而你给人家两个？我是这样回答的：艾滋病是具有传染性的，但艾滋孤儿并未感染病毒，他们是无辜的、让人可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轻视他们，冷落他们，而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关爱与帮助。我不想失去任何救助艾滋孤儿的机会。我从1996年开始宣传“防艾”，6年来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见到的艾滋病病人逾千人，收到的民众来信在5000封以上，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艾滋病病人与艾滋孤儿的比例大约在1∶15或1∶2，甚至更多，情况十分严峻，不能轻视。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都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帮帮他们的家人。在这里，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些见闻。
一、一个女艾滋孤儿的读书生涯
2001年4月30日，我在新蔡县东湖村小高庄见到14岁的高丽、在东湖小学就读的11岁的高岩时，高丽已经辍学在家了。高丽原是今是中学的学生，其母亲艾滋病患者戚秀枝2000年12月去世后，高丽因无钱交学费就辍学了。我到她家见她时，她正在做饭。她哭着说：“我爸爸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我这么小，不让我上学，我能干啥呢？”我问她想不想上学，她连声说着“想”，话未说完就已泣不成声了……我曾于2001年元月15日和3月8日分别给高宗彦（高丽的父亲）寄了300元和100元人民币。当我提到此事的时候，少气无力的高宗彦说：“听说郑州有人往俺村给病人寄钱，别人都收到了，我没有收到。”后经再三查询，结果让人非常吃惊，原来这400元钱被高丽的三叔取走赌博用了，两个孤儿也不敢吱声，怕他叔叔来了打骂他们。高丽曾有一个幸福的家。母亲戚秀枝很能干，没日没夜地在田间干活。两个大人辛勤地劳动
，两个孩子努力地读书，听话又懂事，生活过得不错，家庭也很幸福。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河南省兴起了“血浆经济”，夫妻俩梦想发家致富，多次卖血，最终染上了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高丽辍学在家后天天哭泣，后来我才得知她父亲高宗彦不主张女孩子读书。他说：“女孩读书没用。闺女像根草，长大就出去了。读书越多，将来的彩礼要得越少。”从高家回来一个月后，我又给高丽寄去了300元钱，寄到高岩就读学校的彭校长处，她收到了。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