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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松下电器颁布了三个“须知”，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员工的《员工指导与律己须知》。其内容相当丰富：１．员工的指导训练，乃事业兴隆之本。凡负有指导部下职责的干部，都应随时留意，以作表率；２．人的潜在能力和适应性，非一朝一夕可知。
务使适当使用，各尽所能，发挥所长，以期多做贡献、实现价值；力求减少偏颇，消弭磨擦；３．指导部下须以诚待人，一视同仁，信赏必罚，绝不姑息迁就，以遗后患；４．事业成功，唯在人和。亲睦和谐，同心同德，乃本公司一贯之优良作风。吾等同仁应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但又须各自努力，绝不依赖他人，靠己力以竟事功。
与这个战时临时性的《须知》相对，１９４１年９月，松下电器公司制定了完整严密的《松下电器公司礼法制度》。
这个文件全部６９条，分为四篇，即《关于皇室及国之礼法》、《一般之礼法》、《关于公司旗、公司主人、来宾之礼法》、《日常生活起居之礼法》。
由其纲目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行为规范文本，不仅对于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有所规定，而且涉及社交礼节以及国事方面的内容。松下能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企业的立场出发制定这样的规范，不管其实效如何，其制定本身就是相当了不起的。当然，现在通过松下电器在全世界的扬名，世人应该很清楚，一套礼法制度，对于松下电器公司员工的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
日本企业界的用人制度与西方国家区别很大。在日本终身雇用和终身服务均被企业主和员工认可。能够终身雇用员工，是企业的优势；能够终身服务于某一公司，是员工的光荣。因此，在公司里，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东方式的“亲情”，这也就是日本模式管理的特色之一。当然，在松下电器公司，无论业主还是员工，在这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时至今日，仍为世人称道。
粗略算来，自１９１８年创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松下电器已经走过了２０多个年头。
服务于松下电器的干部、员工中，有一些人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实实在在地为松下电器服务了终生。
为了慰藉这些员工的亡灵，松下于１９３８年在高野山修筑了员工慰灵塔，并举行法事以祭奠他们的在天之灵。
高野山的景色优美，静谧安宁，是生者静修的好去处，当然也是亡灵安息的好地方。
松下选中此地，修筑员工慰灵塔，安置亡故员工的灵位，定期祭奠。
９月２１日，慰灵塔完工，松下电器公司在此举行竣工典礼和祭奠法事。当日，有员工遗属和社方代表１３０人参加。
典礼由高野二十五寺的高僧主持，庄严肃穆，隆重哀切。从此以后，祭奠活动形成定制，每年９月秋分举行，为松下电器前一年去世的员工举行合祭及慰灵法事。
慰灵塔的修建以及相应的祭奠活动，在世界企业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企业经营者眼光之独特。而松下能于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顾念及此，可以说是真正了不起的有情有义的举措。注意到这一点，经都不会对一家三代甘心服务于同一个公司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奇怪了。
随着战争的进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逐渐陷入了困境，日军深感船舰的缺乏，遂计划建造木船。
１９４２年，政府决定制造２００吨型的木船，以应急需。这一任务，军方交给了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就答应了下来。松下既要完成造船任务而且还要赶时间，所以，他拟定了一个计划：限定作业天数，把作业程序分为十个或八个，从海岸边铺铁轨上来，在其上作业，一个工序完成以后就推进一段到下一个程序，所有程序完成，船也就下水了。这个计划反映了松下一贯的作风，而且相当大胆。
显然，当时大家都被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驱动，劳动热情接近狂热，工作效率也相当高。
就这样，松下电器终于在第六个月的时候造出了这种巨型木船。六个月一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第一只造出，六月造一只的计划可以实现了，而且连续作业，实际上是一月就可以有一只木船下水。这样的效率，引起了各界的轰动，政府要员、军界首脑均来参观，就连天皇的弟弟也来看了，而且还训了话。直到数十年后，在文稿中，他提起当时的情景仍是津津乐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下水当天，从第一程序作业场到第八程序作业场，一一陈列着各种进度的船只，非常壮观！”“在这一次的造船计划中，我的造船效率最高。
当然三井造船和川崎造船等大公司，制造的不是木船而是军舰。
木船都交给二流、三流、四流分散在各地区的十几家造船公司来做，在这些公司中，松下占了第一位！”由于在造船上的突出业绩，军方看重了松下的实力，又提出了造飞机的要求。
对于飞机，和船只一样，松下毫无制作的经验，松下电器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零部件制造。
然而，凭着一腔热血，松下还是答应下来了。
此时的日本军人，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赢得战争胜利的迹象渺茫，但挣扎是必然的。因此，军方试图让松下用木材造飞机，工艺是用特殊材料粘合薄木板，使其强度达到铝合金的水平。
在接受军方交给的造船任务以后，松下在一个星期内就组建了“松下造船公司”，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而在接受制造飞机任务之前的１９４３年８月，松下就有制造飞机螺旋桨等部件的松下航空工业公司。接受飞机制造任务以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松下改组经公司为“松下飞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开始生产。
飞机的制造并不像木船那样容易，所以耗时日久。
不过，凭着松下的热情、执著和管理的精到以及日本政府和军方“最后一赌”式的大力支持，１９４５年春天，木质飞机还是制造出来了。试飞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标准。不过，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明朗，大家为木飞机上天高兴之余，不免黯然。
等到有三架飞机上天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
在日本军方的要求下，松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造出了５０艘２００吨的木船和３架飞机，而且是在既无技术又无设备的情况下，其成就是惊人的。遗憾的是，他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其结果是真正地把自己拖下了苦海。
５０艘木船和３架飞机投入的４０００万元资金，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贷款投入的，这笔连本带利的账，要他一个人来偿还；而他造出的那些船只和飞机，不仅没有用在“为国效力”的战场上，而且也没有真正地上天下海，当然也就没有收到一分货款，那些督促他制造飞机木船的战争狂人们，不是葬身战场就是登上法庭，无人顾及此时的松下了。
这样的局面，使松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损失可谓惨重。这一次的损失，可以说是松下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以致他在战后的几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实际上，松下此事的损失远非经济上的，所谓“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当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说，这次失败是松下理念上的、人格上的失败。这一点，松下在日后的检讨中坦承不讳。
在战争期间松下以竭尽全力的、不计条件的投入，作为企业主报效国家的最好表现，因此，对于政府的、军方的需求，有求必应、一概应允。松下后来认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电池、电容、电阻、无线通信设备、电话机、螺旋桨等等也就够了，不必再去勉强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工作。
假使这样，能够这样，就不致于失败，就不致于遭受那样巨大的损失。他在回忆中几次三番地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这两件事，虽然说是报效国家，但也不必冒险去做，因为自己当时已经有许多工作是在报效国家。“我恍然大悟，不论做什么大事情，能报效国家和社会当然是对的。松下电器早已接到很多军需品的订单，实际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造船与飞机，不做那些同样也能以无线电机去奉献国家，也能用螺旋桨报效国家，况且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电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