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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政治反对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政治反对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政治反对派，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中坜事件”的爆发（1）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县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有二人：一位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官员欧宪瑜，一位是党外活跃分子许信良。许信良的参选行动得到了党外的喝彩，在当时颇有名气的党外人士张德铭、黄玉娇、吕秀莲等人利用各自的势力为其助选，林正杰、许国泰、林清松、邱垂贞等活跃分子也为其活动。
欧宪瑜，桃园县人，父亲是本县的警察，本人是县政府社会科科长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桃园情报站站长，深受当地国民党党部和省党部的信任。这位出身于臭名昭著的特工部门的候选人，且不论人品如何，他的政治背景就会失去大量选票。
双方势不两立，剑拔弩张。选情对国民党一方不利。道理很简单，与国民党当局对着干已成为当时台湾不少民众的爱好，当局说好的民众偏不说好，对国民党的仇视当然转移到国民党籍候选人身上。国民党籍候选人想赢，民众偏要让你输。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项地方选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需要选出1318个职位，不同层次、竞选席位众多的选举一起举办，更增加了选举的复杂性。
清晨，中坜国民小学校长兼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本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77岁的钟顺玉和71岁的夫人邱涂菊，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来了。范姜新林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则跟随而来，称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以造成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确是因为这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盖在选票上而成为废票。
此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经发作，就难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时，愤怒的群众、赶来支持的大学生和围观者已把警察局团团围住。晚７时，情绪激昂的群众冲进警察局院内，8辆警车、60辆摩托车被点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从消防车上取出汽油，浇向中坜警察分局楼下的派出所，放火烧房子。部分民众冲上二楼的指挥中心，警察从后门撤退。10时，军队开进现场，群众继续对峙。到次日凌晨，在当局宣布范姜新林已送交法办、许信良已以超过欧宪瑜8万票当选的消息后，人们才在一种满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中坜事件”，引起党外势力对今后斗争方式的思考，出现两种不同的方针。一是温和派，认为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应当慎用中坜式的“街头斗争”手段。温和派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为代表。一是激进派，认为“中坜事件”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国民党方面已不可能在当今的条件下大规模地镇压群众运动，所以今后应把“街头斗争”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手段。激进派以黄信介、许信良、余登发、张俊宏为代表。这是党外运动第一次出现重大斗争路线分裂，康宁祥系以后逐渐成为党外势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20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4席、77个“省议员”席位夺得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6席。以后党外势力在较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30％的选票防线”。在以上选举中，要数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三人不同凡响，这是第三代党外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开始进入选举圈，并第一次取得数人同时当选的胜利。更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和在任内的高层次问政议政，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热情。1978年以后，台湾开始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被视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关键”的1977年地方选举的胜利，以及“中坜抗议”的成功，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为迎接1978年底进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方面挟上年公职人员选举获胜的余威，乘“中坜事件”以后高涨的群众情绪，以新的姿态全面投入新的选战。
此次选举，共有78个“增额国民大会代表”席位、97个“增额立法委员”席位、32个“增额监察委员”席位让各界人士竞争。党外势力颇有信心，意在夺取更多的席位。他们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岛性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全面统筹安排参选、助选事项，以组成最能吸引选民的竞选阵容，排出最能吸引选民的助选活动，对付不同选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
1978年11月18日，还未正式成立的助选团公布了党外的《12项共同政见》，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可以说是集历年来党外势力提出的政治主张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