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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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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之所以被当时党内、民众和社会各界所接受,论“法统地位”有“宪法”第49条保驾,论党内政治资本有蒋经国的厚爱,论个人形象有“学者、平民”身份,论籍贯有身为“本省人”的优势,论民意有社会上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对立心理可以利用,再加上李登辉借用蒋经国的旗号、安抚元老派、稳定执政队伍等举措,李登辉终于一朝得志,荣登宝座导致朝野间、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拥李潮”。 
  李登辉本人也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掌权(3)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俩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为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重组权力核心(1)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国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党务革新、“结束戡乱”、“宪政改革”、大陆政策调整等问题,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李登辉需要解决权力基础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李登辉巩固权力开始出招及取得相当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在以上人事结构调整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政治和政权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李登辉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他继任“总统”是靠接收蒋经国的政治遗产,代理党主席险遭封杀,但此次却是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形式选举为党主席并且主导会议,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肯定。其次,亲蒋势力出现分化。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变化最大的是蒋经国原设计的政治组合出现重大裂变。最有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组”中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李登辉需要冲破的第一层扩权障碍,是打破“接班四人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完,配合中央党部换届,于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组。李登辉决定改组“行政院”,以便把党政系统纳入新的轨道,“行政院长”由俞国华留任。李登辉留用俞国华的用意非常明确,利用不强势的俞国华的“空头院长”以减少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把“内阁”成员尽可能换成亲李派,一是实现对“内阁”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转化,在新“内阁”中,有“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等9位本省籍“阁员”。并且以此为基础,加快了党务、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辉的目的是要逐渐清除“接班四人帮”。他在顺利主导中央党部换届和“行政院”改组后,认为逐渐清除亲蒋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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