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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说是国际贸易改变了对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近年来，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量大大增加。美国的进口从1970年占总产值的5％增加到1995年的13％。美国的出口从1970年的6％增加到1995年的11％。由于在许多外国，不熟练劳动丰富而廉价，美国倾向于进口用不熟练劳动生产的物品，并出口用熟练劳动生产的物品。因此，当国际贸易扩大时，国内熟练劳动需求增加了，而国内不熟练劳动需求减少了。
重第二个假说是，技术变革改变了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以电脑引进生产过程为例。电脑增加了对会用这种新机器的熟练工人的需求，并减少了那些工作被电脑替代的不熟练工人的需求。例如，许多公司现在依靠电脑数据库来储存商业记录，并减少了对文件柜的依赖。这种变化增加了对电脑程序员的需求，减少了对档案管理员的需求。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用电脑，对熟练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对不熟练劳动的需求减少了。
经济学家发现要验证这两个假说的正确性是困难的。当然，这两个假说可能都是正确的：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技术变革可能分担了我们最近几十年所观察到的不平等扩大的责任。
能力、努力和机遇
为什么主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得到的收入高于次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可以确定，高工资并不是补偿性工资差别。在主要棒球联盟里打球并不是一件不如在次要棒球联盟里打球愉快的工作；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主要棒球联盟并不要求读过许多年书或更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棒球联盟的运动员赚钱更多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天赋能力。
对所有职业的工人，天赋能力都是重要的。由于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人们的体力与脑力都不一样。一些人强壮，另一些人瘦弱。一些人聪明，另一些人差一点。一些人在社会场合中是外向的，另一些人是内向的。这些与其他个人特征决定了工人的生产率，因此在决定他们赚得的收入中起着作用。
与能力密切相关的是努力。一些人工作勤奋，另一些人懒散。看到那些工作勤奋的人生产率更高和工资更高我们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直接按人们生产多少支付报酬。例如，销售人员通常是按他们完成的销售额百分比得到报酬。在另一些时候，勤奋工作却并不直接以高年薪和津贴的形式得到报酬。
在工资的决定中机遇也起着作用。如果一个人进商业学校学习如何修理真空管电视机，以后发现由于晶体管电器的发明这种技能已经过时了，与其他受过教育年限相似的人相比，他赚到的工资低。这个工人的低工资是由于机遇——一种经济学家承认，但并没有深人论述的现象。
能力、努力和机遇在决定工资的过程中有多重要呢？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能力、努力和机遇很难衡量。但间接的证据表明，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当劳动经济学家研究工资时，他们把工人的工资与这些可衡量的变量——正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年龄和工作特性——联系起来。虽然所有这些可衡量的变量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影响工人的工资，但在我们的经济中它们只能解释工资变动的不足一半。由于无法解释的工资变动如此之大，所以一些被忽略的变量，包括能力、努力和机遇，应该起着一种重要作用。
案例研究 漂亮的收益
人与人之间在许多方面不同。一种差别是他们有多大吸引力。例如，演员梅尔？吉布逊（Mel Gibson）是一个帅小伙。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毫不奇怪，观众多对吉布逊先生意味着大量收入。
漂亮的经济收益普遍存在吗？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哈莫米斯；（Daniel Hamermesh ）与杰夫？比德尔（Jeff Biddle）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4年12月号上的一项研究中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哈莫米斯和比德尔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个人调查的资料。这项调查要求调查者对每个接受调查者的具体外貌评分。然后哈莫米斯和比德尔考察被调查者的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标准决定因素——教育、工作经验，等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具体长相。
哈莫米斯和比德尔发现，漂亮在起作用。那些肯定更有吸引力的人平均比相貌平常的人收入高5％。那些相貌平常的人比那些被认为比一般人吸力小的人收入高5％－10％。对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用什么来解释这些工资差别呢？有几种解释“漂亮贴水”的方法。
一种解释是漂亮的外貌本身也是决定生产率和工资的内在能力之一。一些人生来就有电影明星的气质，另一些人则没有。在任何一种工人要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工作中，漂亮的外貌都是有用的——例如表演、推销和侍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吸引力的工人对企业的价值比没有吸引力的工人更大。企业对有吸引力的工人愿意支付更多，反映了其顾客的偏好。
第二种解释是报告中的漂亮是对其他类型能力的间接衡量。一个看来很有吸引力的人还取决于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它还取决于服装、发型、个人举止，以及其他可以控制的气质。也许在调查谈话中成功地设计了有吸引力形象的人也是在其他工作中成功的有文化的人。
第三种解释是漂亮贴水是一种歧视，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题目。
教育的另一种观点：信号
前面我们讨论了教育的人力资本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正规教育增加工人的工资是因为教育使这些人更有生产率。虽然这种观点被广泛接受，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强调，企业把教育状况作为区分高能力工人与低能力工人的一种方法。根据这种观点，例如，当人们得到大学学位时，他们并没有变得生产率更高，但他们向有希望的雇主发出了他们高能力的信号。因为高能力的人比低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大学学位，所以，更多高能力的人得到了大学学位。因此，企业把大学学位解释为能力的信号是合理的。
教育的人力资本和信号观点有其重要的相似之处与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受教育多的人往往比受教育少的人赚得多。根据人力资本观点，教育使工人生产率更高；根据信号观点，教育与天赋能力是相关的。但这两种观点对旨在增加教育成就的政策的影响有根本不同的预期。根据人力资本观点，提高所有工人的教育水平会提高所有工人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根据信号观点，教育并没有提高生产率，因此，提高所有工人的教育水平并不影响工资。
怀疑教育信号论的人指出，教育是企业根据能力来对申请工作者分类的一种成本高昂的方法。如果信号是上大学的惟一收益，企业可以设计更好的方法来雇佣高能力申请者。例如，能力检验与试用期就比要人们用4年时间上大学，而仅仅为了确定他们内在能力的成本低得多。由于企业继续依靠大学学位来筛选工人，而不是用其他更廉价的方法，看来大学本身对工人生产率至少有某种有利的影响。
案例研究人力资本、天赋能力及义务教育
上学是由于提高了生产率而增加了工资呢，还是仅仅由于高能力的人往往更能上学因而表面上似乎提高了生产率而增加了工资呢？这个问题对判断教育的各种理论和评价可供选择的教育政策都是重要的。
如果经济学家可以像实验科学家那样进行受控制的试验，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我们可以从学龄人口中选择一些试验对象，然后随机地把他们分为不同集团。我们可以要求每个集团有不同的上学时间。通过比较各集团教育程度差别和以后的工资差别，我们就可以说明教育实际上是不是提高了生产率。由于各集团是随机选择的，我们可以确信，工资差别不是由于天赋能力的差别。
虽然进行这种试验看来是困难的，但美国的法律正巧提供了十分类似的自然试验。法律要求所有美国学生上学，但各州的法律差别也很大。一些州允许学生在16岁时退学，而另一些州要求一直上学到17岁或18岁。此外，法律也一直在变动。例如，在1970－1980年间，怀俄明州把就学年龄从17岁降到16岁，而华盛顿州把就学年龄从16岁提高到18岁。这种不同州和不同时期的情况差异提供了研究义务教育影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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